日本经济几多“衰”

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业已出炉，二季度几近零增长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分析认为，日本国内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双双低迷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而随着日本政府提振经济政策手段局限性增加，日本经济复苏之路可谓布满荆棘。

新华社照片，法新，2016年7月29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日本经济分别环比增长0.5%和0.05%，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1.9%和0.2%。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项关键指标均发挥不佳。其中，个人消费一季度在新年打折季等刺激下环比增长0.6%，但二季度则仅环比增长0.2%；企业投资更是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滑，降幅分别为0.7%和0.4%，令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推动企业投资增长的各种努力打了水漂。

个人消费占日本GDP比重高达60%，该指标自2014年提高消费税以来持续低位增长，成为拖累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因之一。今年春季劳资谈判时日本大中型企业对涨薪态度消极，因此日本国民对生活前景悲观，通缩预期大为增加。

根据日本总务省数据，6月份日本家庭月均支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央行数据则显示日本家庭现金和存款余额在截至3月底时出现同比上涨，凸显日本国民对本国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对此，日本2016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也指出，日本工薪家庭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加重，特别是户主年龄39岁以下抚养孩子的工薪家庭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愿消费的倾向尤为明显。

此外，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也是个人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民间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的一项估算表明，剔除税金和社会保险费后，目前日本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安倍经济学”实施前的2012年基本持平。其中，各项保险费率和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不断上调加重了日本国民生活压力。特别是未满35岁的日本年轻群体的消费态度趋于谨慎和保守，年收入在200万日元（1美元约合100日元）以下的日本贫困工薪阶层人数也较2013年有所增加。

新华社照片，2016年8月8日，在日本东京，一名男子观看一块电子股指显示屏。 （新华社/美联）

另一方面，被日本政府视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企业投资表现不佳，同样拖累日本经济增长。虽然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制定了法人税下调计划，日本央行也在年初推出负利率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日本企业投资与去年下半年反差明显。去年三、四季度，日本企业投资分别环比增长0.7%和1.2%。

日本企业投资难现增长，一是日元升值导致出口不利，二是日本企业缺乏对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日本2016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2015财年日本企业经常利润达到历史最高的71万亿日元，企业投资则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约51万亿日元降至约43万亿日元。2015财年企业利润增长，更多源于当时日元贬值及企业削减成本的努力，销售和生产对其贡献度较小。

这在今年二季度日本汽车生产商发布的企业财报中也有所体现。在日元持续升值、熊本地震及燃效造假等内外因影响下，当季日本七大汽车生产商中六家业绩下滑。其中，日本首屈一指的丰田汽车公司销售额同比下滑5.7%，净利润下滑14.5%，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来销售额和净利润首次出现双降。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信心不足导致对固定资产投资态度谨慎。与10年前相比，2015财年日本大企业持有现金额增长了32.4%，但固定资产投资额涨幅仅为前者一半，显示了在出口疲软和国内消费市场不振双重夹击下，日本企业不敢盲目扩大投资、缺乏扩大经营勇气的现状。

新华社照片，2016年7月25日，日本内阁府公布7月经济报告，下调对日本企业信心的基本评估，认为在强势日元和英国将脱离欧盟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日本企业面临一定经营困境。 这是2016年3月23日，人们走过位于日本东京的日本银行（央行）大楼。 （新华社/路透）

根据日本央行发布的调查，3月份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较去年12月份大幅下滑一半，6月份也仅实现环比持平；而大型非制造业企业信心在3月份环比下降后，6月份进一步下降。日本内阁府也在7月份经济报告中下调了对日本企业信心的基本评估，认为在强势日元和英国脱欧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日本企业正面临经营困境。

日本政府手中可打的政策牌已经不多。随着日本国债市场趋于饱和，日本货币政策发挥余地不大，而刚刚出炉的28.1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也没有得到市场和民众的认可。在《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民众的调查中，认为经济刺激计划“没有作用”的受访者占61%，认为其“有利于经济复苏”的仅占24%。

过度依赖金融和财政政策实现增长的日本经济在今年被“打回原形”。日本内阁府7月份将2016财年实际GDP增长预期从此前预计的1.7%大幅下调至0.9%，将2017财年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2%，标志着安倍政府提出的实际GDP增长2%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于亟待结构性改革的日本经济来说，“安倍经济学”似乎已经丧失了“回天之力”。（许缘　钱铮）

特稿：警惕发达国家“泥足”拖累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逆风显著。重重挑战之中，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弊端明显。这些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高、影响大，其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长期增长迟滞的前景给世界经济未来罩上阴霾。

种种现象反映出发达国家经济对策的乏力、经济治理的局限，以及经济思想与理论面临的困境。这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定感。

增长迟滞　社会分裂

遍观当前的发达经济体表现，尽管有少数国家在就业方面数据尚可，但若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民众“获得感”等方面看，这些经济体实则面临的麻烦很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在７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下调了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０．１个百分点，至３．１％和３．４％。这主要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前景更令人悲观，今明两年增速分别被下调０．１和０．２个百分点。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预计仅为１．８％。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明年的增长水平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日本今年的增长被下调０．２个百分点。前不久闹“脱欧”的英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被分别下调０．２和０．９个百分点。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萨默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专家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令人担忧。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近期则表示，美国经济在朝着“滞胀”阶段发展。他还指出，“欧元区将崩溃”。他称这个多国组成的货币同盟是“难以运转的”。

经济增速迟滞不仅体现在统计学上，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民众感受深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６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恶化。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承认，他在８年中反复强调的提高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问题成绩不佳。统计显示，过去８年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与上辈人相比在下降，且美国贫富差距鸿沟进一步拉大。

萨默斯说，更重要的是，金钱并不是贫富差距造成的最大不平等，更重要的差别在于两样更为根本的东西：健康和机会。

ＩＭＦ总裁拉加德指出，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在ＩＭＦ掌握数据的２６个国家中，有２４个国家最富有的１％人口的收入份额继续增大。在美国，最富有的１％人口的实得收入份额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上升了一倍多，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私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现在也回到了近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拉加德说：“全球最富有的８５个人，虽然只能塞满一辆伦敦双层巴士，但他们控制的财富却相当于全球一半人口（３５亿人）的全部身家。”

被广泛引用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分化。

应对政策　捉襟见肘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许诺并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但从实际效果看，许多政策令人失望，有些甚至沦为空头支票。

巨额赤字的财政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危机后的增长迟滞期已越来越难起效。不断的开闸放水，使欧元区和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源源不断的“便宜钱”在缺乏活力的经济现实前束手无策。比利时荷兰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范登·豪特指出，欧洲决策层能用的工具箱“已经快空了”。

而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在经济上掣肘欧洲，其影响还远未充分显现。从经济角度看，以年轻人居多的难民群体虽可能在未来适度缓解欧洲老龄化问题，但难民的社会融入一直是个难点，由此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在政治上为欧洲右翼政党崛起创造条件，使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加重，给欧洲的自由贸易带来冲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批判美国社会的分裂，称“这个国家在走向地狱”，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候选人的出现恰好反映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愤怒与沮丧情绪。

而日本安倍政府应对经济困境的“三支箭”已经被事实证明效果可怜。

加剧的老龄化、疲软的需求以及顽固的债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三大共同顽疾。有经济学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当前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其长期以来债务危机的结果。换句话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远未终结，但其减债努力却已陷入两难境地：步伐太慢会使市场失去勇气，太快则会破坏复苏。

而在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发达国家推进不力。由于党派纷争等制度局限，其结构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不清，步骤不明，政策摇摆不定，效果进展缓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近日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欧元区无法进行改革，那么它应该分裂。

而在市场层面，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主体风险意识淡漠、合规文化缺失，在金融家和企业界甚至弥散着一种“自满”情绪，过分追逐短期利润，过度承担风险，这让人不得不担忧下一次危机的到来。

全球合作　挑战艰巨

增长迟滞、不平等加剧与政策应对乏力之间因果互动，体现了发达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困局与矛盾，暴露了其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缺陷。这不仅在其内部造成麻烦，也为世界经济合作带来更大挑战。

路透社不久前批评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在经济对策方面空洞无力，无论是在推动全球增长的理念方面还是在实际措施方面，这些发达经济体都缺乏新意和务实的执行力。

在经济思想界，发达国家近年来虽有反思，但却始终缺乏建构全新理论的重大突破。

ＩＭＦ三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在今年５月底发表了题为《新自由主义：江郎才尽？》的文章，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文章对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政策并没有给经济带来增长，反而加剧了不公平，进而危及了经济体量的持久扩大。文章同时暗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已经难以作为成功的范式被简单仿效和推广。

综合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长期低增长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发达经济体短期恐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诚然，发达经济体，尤其像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可低估，但认清其经济弊端，防止“泥足巨人”的负面外溢效应，值得细思明鉴。（刘丽娜、梁淋淋、赵小娜、帅蓉、许缘、钱铮、江宇娟、高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