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密档案显示中国南海主权不容置疑
历史和事实不容“仲裁”。
对于南海仲裁案，国际上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清楚，这场披着所谓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既不可能改变“旧格局”，也不可能制造“新现实”。
面临南海风浪，中国定力十足。这一定力，来自于对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信，来自于对国际公平正义的信心，还来自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积累的足以证明中国人才是南海诸岛主人史实的底气。
二十世纪初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文献学家和史学家们的耙梳、整理，中国汇集了蔚为大观的南海史料，连接成一幅完整的南海历史画卷：
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在南海航行，此后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南海诸岛并进行命名，开发南海诸岛及相关水域的资源；
宋代以来，中国政府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纳入中国疆域，实行行政管辖，巡辖南海相关海域，实行海难救助，开展天文测量，管理有关海上活动；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数次重申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多次就开发南海诸岛磷矿和附近海域的海产品拟定计划、招商开采、管理不法行为，并在岛上修建灯塔、气象站等助航设施……
上述史实载入了中国的正史、方志、兵书、官私地图、《更路簿》等中国图籍；英、美、法、日等国文献地图对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主人有明确记载。
历史拼图，为的是还南海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铁证如山。因此，有没有所谓的仲裁，南海，它都在那里。
南海文献漂流记
雷德福与陈诚的这段谈话纪要，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一份密级为“极机密”的文档里，是2016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屹带到北京的53册南海文献资料中的一部分。这批文献大多是在内战时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如今首次在大陆发表，为证明南海主权的归属提供了又一新的证据链。
《环球》杂志记者/张月
“本人对西、南沙两群岛最近之情势颇为关切，该两群岛实无甚重要，倘竟因此引起中国与友邦交恶，实不相宜。”1956年，美国第七舰队的雷德福上将来到台湾，与当时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诚进行了一次密谈。
陈诚说：“该两岛主权向属于我国，只要有关各国承认我主权，其他问题可以商办。”
雷德福说：“目前菲律宾有些人对南沙有些要求，越南则对西沙有要求，中国事实上无法将该岛全部占领，在经济上亦无占领之价值，故对此事，必须与菲越两国有一解决办法，倘能分占若干岛，再以各占之岛分别监视其余之岛，即可使全部岛屿无虞。”
陈诚说：“主权问题如先能被承认，至于如何分别防守之方法等问题，均不难解决。”
双方谈不拢，不欢而散。
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1956年，菲律宾声称在南沙发现了50多个“无主”的岛、礁、沙洲，将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并向世界宣布该群岛为菲律宾所有。同一年，在西沙，南越西贡政权侵占了中国的珊瑚岛等岛屿。
雷德福与陈诚这段谈话纪要，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一份密级被列为“极机密”的文档里，是2016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屹带来北京的53册南海文献资料中的一部分。
这批文献大多是在内战时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如今首次在大陆发表，为证明南海主权的归属提供了又一新的证据链。
“他们向中国索要岛屿，恰恰证明了他们明白这些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唐屹说。
“官方文书才具有更大说服力”
台湾政治学大学教授唐屹
6月30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行南海问题研究最新成果报告会。75岁的唐屹站着做完了主题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多年搜集整理的大量民国政府档案文献，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南海诸岛的史实。
“在国际法上，只有官方文书才具有更大说服力。”中国社科院边疆所教授李国强说，“唐屹提供的53册文献，大部分都是官方文书和政府文件，更多地体现了管辖行为。”
他强调，管辖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很有力的证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领有南海的证据链条。“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行为可以归纳为官方命名、航路开辟、渔业活动、海师巡视等诸多方面。这些管辖行为显示出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控制、利用，以及对南海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持续维护和重视。”
这些行为体现在唐屹带来的文献中。唐屹在报告中就提到，1907年和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两次巡视西沙诸岛，探明岛屿数十座，逐一命名，鸣炮升旗，勒石为碑，书“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
1933年，发生“法国占领南海九小岛”事件。李准当时接受报纸采访，展示了自己几次视察南海岛屿的报告书，重申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些资料都被收入在台的档案资料里。“李准立碑，符合国际法上对于无主土地、无主岛屿的先占原则。”唐屹说。
193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中国南海诸岛屿中英文对照表》。次年，“行政秘书长”甘乃光主持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把南海水域用一个水滴的实线圈了起来。“我把这些地图的原件都影印了。”唐屹特别提到，“当时画线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没有表示异议。”
1946年，国民政府从战败的日本手上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在太平、南威、西月等岛屿上建立石碑以宣示主权；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立与公布案”，并公布新定南海诸岛名称；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行政域图”并附《南海诸岛位置图》，标绘了南海断续线。
“这些史料原原本本保持了历史原貌；涵盖了近代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间跨度，而且涉及这个时间中有关南海方方面面的事项，堪称近代以来有关南海事务最为周详的文献集。”李国强说，“我国有关南海主权的排他性历史证据，足以说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只有中国在南海行使了完整的主权职能。”
他明确指出，与中国相比，周边国家不具备开拓、开发、经营、治理南海的完整历史进程，因而也不具备构成南海主权的基本要件。
“他们都明白，这些岛屿属于中国”
在官方公布的主权声明外，唐屹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花边”材料，也佐证了南海岛屿的归属权，例如菲律宾总统曾亲口承认南海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菲律宾有舆论主张趁火打劫，怂恿菲律宾政府出兵占领南海上的几个岛。当年5月17日，时任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公开对多国记者说，“南沙群岛虽影响菲律宾的安全，但主权属于中国，菲律宾不便采取行动。”菲律宾的媒体和国际通讯社对此都进行了报道，台湾地区驻菲律宾的代表机构，也将此事电告给时任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周书楷。
“我们可以看当时的电报原文，菲律宾的总统自己都承认了南海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他们（菲律宾）没有主权，那今天的菲律宾又有什么资格来主张南海他们有主权呢？”唐屹说。
除了菲律宾，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南海诸岛的归属权也是心知肚明的。
1960年底，美国海军顾问艾文士少校向台湾地区“海军总部”申请次年1月初前往南海的北子礁、景宏岛以及南威岛等许多岛屿测量经纬度、地质、水文等资料，并要在每一个岛屿停留15天，除了申请同意之外，还希望“海军总部”通知南沙太平岛上的守军知道。
之后，美国人在这几个岛屿进行测量工程，期间发生飞机事故等，也向台湾方面申请，报台湾方面核准。这些公文往来都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存档。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气象组织等，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之前，都是向台湾方面提出申请，请求提供南海诸岛气象资料，为经过该领域的国际民航飞机服务。
“正是因为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所以美国的海军才要来跟我们申请。如果不是我们管辖的、拥有主权的岛屿，这些组织为什么要向我们要这些资料呢？”唐屹说，“说明他们都明白：这些岛屿属于中国。”
“这是岛，不是礁”
1988年，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在南沙群岛永暑礁建成了一个永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
报告中，唐屹专门提到了一份档案：1946年，中国在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时，在一些岛上发现了淡水，还有日本人留下的军犬、牛、猪等动物。“有淡水，人和动物可以不靠外界补给而生存下来。这就是岛屿，不是礁。”他说。
唐屹强调的岛礁区别，是近年来南海交锋一个焦点。在国际法意义上，一块露出海面的陆地，被定义为“岛屿”还是“岩礁”，其法律地位和意义是不同的。如果是岛屿，则可延伸出200海里的海洋管辖权；如果是岩礁，则只拥有12海里的领海权。
审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7月12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479页的裁决书全面倒向菲律宾前政府炮制的所谓仲裁诉求，得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等荒谬结论。中方表示，这一裁决无效且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同时，该裁决将台湾地区管辖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降岛为礁”。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界定岛屿有三个具体标准：一是岛屿或岩礁有没有淡水供应；二是有没有生长食物的可能；三是附近有没有建造房子的材料。如果三个要求都满足，该陆地即可被看成是能繁衍后代的岛屿，不论大小都可拥有海洋管辖权；如果不符合这三个条件，则被认为是岩礁，只能拥有领海权。
针对仲裁案结果，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包括他在内共150多位官员、海内外学者专家与多家媒体，都访问过太平岛，亲眼见证这个淡水充裕、农产丰富、生活机能完整的岛屿，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必须“维持人类生存与自身经济生存”的要件。
“赶紧做”
南沙太平岛
文献记载历史，而唐屹的陈年文献辗转来京的故事，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1948年12月21日，冬夜，国民党海军中鼎轮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装满几千箱文物档案之后起航，拉开了国民政府文物迁台的序幕。
资料显示，从当天中鼎轮起航算起，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南京条约》和《尼布楚条约》的原件都在此列。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档案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之后在两岸隔绝的漫长时间里，迁台的大批档案和文书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尘封密卷。
“像一些地图、界图需要很专业的人来维护，结果放在塑胶信封套里，久了都会被虫子咬。”唐屹说，“许多别的文档也一样，要么被虫蛀了，被水淹渍了，甚至有的被卖掉了，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
李国强认识的台湾学者曾受托帮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整理文档，提到档案管理的现状时说，档案大量存放，一麻袋一麻袋的，落满了灰尘，没有专业人员整理文档。
后来，唐屹和大陆有了很多学术交流，得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邻国的一些边界谈判中需要相关的历史档案材料。“我就想，要把这些档案资料编辑成册，一方面可以为历史留下真实记录，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们留下将来的生存空间。”
上世纪90年代初，唐屹写信给当时的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钱复，内容为：何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固有疆域”？“他回信，拨给我30万台币叫我去研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怕我惹事，用钱堵我的嘴巴。”
唐屹不想放弃，于是带着学生来到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的档案库，“里面宝贝好多”。
几年之后，机会来了。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地政司方域科”的科长找到唐屹，托他整理“中华民国的界图和界约”。“《尼布楚条约》的原件我看过，整理了之后就出版了。许多文献保养得不好，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把这些东西移到故宫去，让专人保养。”
在胡志强1997年至1999年担任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期间，继续托唐屹整理界务。之后的几年里，他从鸭绿江开始，陆续整理了东北卷、中苏关系卷、蒙古卷、新疆卷，大部分已出版。
2012年，马英九上台之后，面临南海问题集中爆发期。唐屹写信给马英九。“我说，界务有的做了没有出版，有的还没有做，南海的要赶紧做，马英九就说赶紧做。”
得到马英九许可后，唐屹申请调阅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和对外事务部门的南海档案，“我还找了‘档案局’，还有国外大学的档案，把架子搭起来了”。
作为同行，李国强理解唐屹梳理档案背后的辛苦，“耙梳历史材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一库房的资料看下来，很可能没有一条是有用的。大部头的书读完之后，你找到一条论述，之后还需要去考证它、分析它，那又是另一门学问。这些都要下很大功夫，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唐屹则说，“这些材料懂的人会觉得是无价之宝，不懂的人拿它包油条都嫌脏。”
“祖宗留下的共同家业”
7月8日，中国海军在海南岛至西沙附近海空域组织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图为导弹护卫舰发射防空导弹
据支持唐屹做研究的薇阁基金会董事长李传洪介绍，两年前，他们与国台办联系，转交了唐屹的部分研究成果。“我希望这些资料能发挥一些作用。”唐屹说。
唐屹没有谈及将全部文献拿到大陆发表的原因。为唐屹作报告评议的李国强只提及到，“可能是因为岛内气氛发生了变化。”
5月20日，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引发各界对台海关系的担忧。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与国民党相比，民进党的南海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将其南海政策的区域范围适用在东沙群岛和太平岛，而非整个南海断续线内的岛礁和海域；呼吁有关各方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来主张南海权益，而忽视南海断续线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权利；将其南海主张与中国大陆做完全切割，并将南海问题作为扩展“国际空间”的抓手。
李国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希望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不要以党派的利益断送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他说。
“南海主权是祖宗留给两岸的共同家业，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后世万代，都必须共同努力来维护。我们学者要做的，就是让事实说话，绝不能让青史成灰。”唐屹说。（2016年第15期，7月2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文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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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语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
《海国闻见录》拍卖品
1907年，日本图谋占领中国东沙岛。两广总督张人骏广事搜集，“得王之春著《柔远记》、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及英海军部制《中国海总图》等书，证明该岛确属我国”，并将相关证据出示给日本领事，打消了日方的侵略野心，使之撤出东沙岛。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南海诸岛屡次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和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在与这些国家的斗争中，国内外的涉南海史料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有感于南海诸岛主权被侵犯的历史，曾发出感慨：“保疆建国，空言无补。要尊重学术研究，注重图书资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国人其勉诸！”
清末中日东沙岛之争
南海史料和海军，是中国南海斗争中的重要凭借和保障，不可或缺。
甲午战争后，日本谋夺南海资源。1907年，日本图谋占领中国东沙岛。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人骏得知消息以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断定“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该岛为我属地”。在清政府外务部的要求下，端方和张人骏“先将凭据考核切实”，再“派船往查”，证实东沙岛即为“广东杂澳第十三”，“中国渔船在此港避风，确系广东所辖”，“两江派员所绘海图亦有此岛，英海军部所列海图亦有此岛”，“论定东沙岛确是中国之地”。
为求“将凭据考核切实”，端方建议张人骏进一步寻找“早年图志案卷为凭”，在“广东省府县各志书、各舆图及公署案卷、私家著述内，遍加搜讨，再能举出数证”。
1909年2月26日，张人骏奉命向日本驻粤领事濑川浅之进提出照会，要求日方撤离。日领声称“该岛为无主荒岛，倘中国认为辖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张人骏广事搜集，“得王之春著《柔远记》、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及英海军部制《中国海总图》等书，证明该岛确属我国”，并将相关证据出示给日本领事，打消了日方的侵略野心，使之撤出东沙岛。
民国时期中法西南沙群岛之争
上世纪30年代以前，法国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1932年，广东省招标开发西沙群岛鸟粪，法方表示异议，并列举所谓安南王管领该岛之事实。中国逐条予以驳复，坚持中国对该群岛之主权。此后中法就有关西沙群岛主权问题进行多轮交涉。
1933年，法国宣布将其强占的中国南沙岛礁划归其所有，爆发了南沙九小岛事件。中国学者凌纯声等人多方搜集中外史料论证中国主权，包括法国刊物刊登的文章，其中关于中业岛的一段记载如下：“中国海南岛之渔夫五人在此居住，有淡水井一口，足供五人之饮料，捕鱼之外，从事于椰子、香蕉、番瓜之种植，且采掘磷矿。”但凭学者的一己之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充分支撑对法外交交涉的史料之需。
二战期间，南海诸岛被日本非法侵占。1946年，中国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然而，法国并未完全放弃对西南沙群岛的野心，甚至一度派兵侵占西沙群岛珊瑚岛，还提议仲裁解决岛礁争端。中国政府拒绝将主权问题递交仲裁，否决了该提议。为向国际社会彰显主权，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相关材料，并于1947年4月专门拨付1000万元“主权资料用费”。
耙梳当时的历史档案，中国政府征调材料的范围甚至包括重庆市的前军统局图书馆所藏越南史书《大南一统志》，政府工作人员郑英有还发现英海军部第九十五号地图上对南海属于中国的记载。杜定友在广东省主持文献工作，筚路蓝缕，广采博收。当时《大光报》记者金光有对杜定友有如下评价：“我佩服杜先生的读书精神，他把古今中外书籍有关于西南沙群岛的都翻遍读过……杜先生这样读书，对国家疆土的保卫，有如大将的用兵。”
1980年南海问题白皮书的公布
新中国成立以来，越、菲对南海诸岛仍存觊觎之心。1956年，法国撤出越南。随后，南越声称对西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菲律宾也通过克洛马事件投石问路，意图将南沙群岛划入其国防范围之内。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越、菲不但侵占中国南沙岛礁，1974年，南越当局还发布白皮书，意图粉饰其侵占行为。
对此，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外交声明予以驳斥。1956年7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邵循正的文章《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197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史棣祖的文章《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这两篇文章都从历史角度提出了大量历史证据，揭批越、菲的荒谬所在。
1980年1月30日，依托厦门大学韩振华南海史地研究成果的白皮书《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正式发布，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依据予以阐释，列举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拥有西南沙岛主权的文献地图，而且还通过对越南史料的研究，指出越南的历史论证完全建立在指鹿为马的基础上，是刻意混淆其近海的黄沙、长沙，与中国的西沙、南沙。
韩振华多年来利用史籍记载，并结合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的实地调查，有力论证了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外交部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为我国对外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他逝世以后，外交部门的唁电称：“韩振华先生生前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对捍卫我国领土作出了贡献。”
白皮书作为政府文件，其所应用的史料必须经得起多方拿着放大镜的挑刺式检验。据参与2012年钓鱼岛白皮书写作的工作人员透露，中国发布钓鱼岛白皮书之后，日方记者立刻打来电话，逐条询问白皮书中所用史料的原始出处。我方立刻告知某条史料在某某图书馆某某阅览室，书号多少，日方记者才偃旗息鼓。围绕史料开展斗争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016年南海问题白皮书发布
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为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利用相关材料，刊发了一系列文章。
2016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
白皮书中充分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民国档案整理和搜集海外档案的成果。如1956年和1960年美军向台湾当局申请测量黄岩岛、南威岛等中沙、南沙岛礁的档案，源于台湾方面披露的档案。1933年美国统治菲律宾期间，菲律宾领土并不包括南沙群岛的相关档案，则是武汉大学边海院海外搜集档案的成果。白皮书中还列举了大量外国出版书刊、地图承认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这些成果则是国家图书馆等文献单位辛苦工作的成果。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台湾方面于2016年3月21日发布有关南海问题的说帖，与大陆白皮书在史料运用上既相互印证，又互为补充，在维护南海“祖权”上，两岸史料的结合，有效形成了合力。（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 刘延华）
谁在讲述南海的故事
南海文献和史料的发现人、耙梳人、整理人及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对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贡献，可谓是“书生一支笔，可抵百万兵”。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文献学家和史学家的耙梳，中国汇集了蔚为大观的南海史料，连接成一幅跨越两千多年的南海历史画卷。
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厦门大学教授韩振华，再到今天一直穷经皓首孜孜以求的南海史地研究学者……这些文献和史料的发现人、耙梳人、整理人及他们所讲述的南海故事，对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贡献，可谓是“书生一支笔，可抵百万兵”。
老船长和《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谭门镇草堂村渔民卢业法祖传抄本（更路薄）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时，使半转回乾巽巳亥，约有十五更。”
这是海南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家中《更路簿》第一页的第一条。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对《环球》杂志记者解释说，这是一条完整的更路路线，大潭在今天琼海合水水库出海口，潭门镇隔着浅海外面大片珊瑚礁盘所面对的大潭，指潭门港的出海口，东海是琼海渔民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对西沙群岛的称谓，乾巽、巳亥是罗盘上的方位，更既表路程，又表时间，整句话表达的是从琼海潭门港出发驶向西沙群岛的航向和航程。
自1989年开始，周伟民和老伴唐玲玲教授开始研究海南渔民的《更路簿》。20多年间，夫妻俩多次到文昌、琼海和三亚等市县实地考察，先后搜集了23种《更路簿》和一幅《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并在2015年发表研究成果《南海天书——南海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一书，成为中国开展南海维权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
“前两个月又发现了一种《更路簿》，现在总共有24种了。”周伟民兴奋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更路簿》是中国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除了记载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及准确位置等。渔民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时间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更路簿》起初以口头方式流传，使用多年后，便开始有了手抄本。自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的十五世纪初叶，《更路簿》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已经存在了600多年。
“我搜集到的24种《更路簿》已经能够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周伟民告诉记者，“苏承芬的《更路簿》上就记载了到黄岩岛的5条更路。”
据周伟民介绍，每年农历十月，北风起，海南渔民就趁着风势到达西沙，在那里补充淡水、柴火后，再前往南沙，在那里捕捞公螺、海参、砗磲等海产品，到新加坡等地贩卖；次年清明前后，南风起，渔民们从南沙归乡。
渔民们半年生活在海里，半年生活在陆地上，异常艰苦，而《更路簿》就是指引他们在南海打拼和返乡的“宝典”。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机动船的普及，渔民们渐渐远离了《更路簿》，但还是会有一些老船长坚持使用，即便在机动船上，他们也觉得《更路簿》更实用。
周伟民对记者说，“驾驶机动船的船长和‘风帆时代’的船长是根本没法比的。一些渔民说，现在只要不晕船就能当船长。而‘风帆时代’的船长，就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夜望星空就知道次日天气如何，下一条绳就知道水深几许，撒一把炉灰就知道暗流有无……因此他们享有绝对权威。”
每个老船长都视《更路簿》为宝。有些老船长去世之后，子女就将其挚爱的《更路簿》一起烧掉，希望其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看到。“这也导致能够留下来的《更路簿》太少太少了，九牛之一毛。”周伟民说。
周伟民夫妇搜集到的《更路簿》，有的记录了80多条，有的记录了290多条，年代差异很大，留存过程也很复杂，有家传的，有前任船长留下的，还有向别人抄的，不同版本的更海路线有同有异，因航行捕捞区域不同，记录了不同的航行经验。周伟民告诉记者，他会进一步访问老船长，对《更路簿》做更深入的研究。
“我就是想通过《更路簿》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中国人最早为南海命名、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中国人长期有效地管理南海。”周伟民对记者说。
古地图上的标识
近日，中国空军出动了轰-6K飞机赴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进行巡航。
在朗润园的一个幽静小院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在电脑里打开一张张他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有关中国南海的地图，向《环球》杂志记者讲述他如何用古地图驳斥“黄岩岛属菲律宾”的谬误。
几年间，李孝聪走访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大图书馆及各个大学，搜寻了大量有关南海的地图。
这期间，菲律宾政府于2014年举办了一个地图展览，围绕黄岩岛的命名与归属，妄图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声索。
李孝聪说，菲律宾将黄岩岛称为Masingloc，并误将其当成1734年西班牙编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上出现的Panacot浅滩。他通过对大量有关南海的地图进行研究比对，发现了这一错误的由来。
《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被认为是所有菲律宾地图的母本，这张地图显示，吕宋岛西岸近海有3个浅礁，从上到下分别为Galit、Panacot和Lumbay。菲方认为，这里的Panacot就是黄岩岛，这3个名字都是菲律宾本土语言他加禄语的音译，分别是痛苦、威胁和愤怒的意思，是把这些区域视为畏途的船员所起的，因此菲律宾的原住民是最可能最早发现黄岩岛的人。
而实际上，黄岩岛位于Panacot西侧，相隔一段距离。
黄岩岛被正确地画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是基于1748年一艘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斯卡伯勒号（Scarborough）在黄岩岛触礁沉没，欧洲人为避免其他航船重蹈覆辙，在新编制的航海地图上专门画出航线和出事地点，注明沉船发生的时间。
如1794年，英国刊出《中国海新海图及其通道》，在吕宋岛西海岸外3个浅滩的西侧，画了一个半月状区域（即黄岩岛），注名Scarborough Shoal和the Negroes Head，并在浅滩的西北侧画出了斯卡伯勒号船沉没的地点。
根据此地图，黄岩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隔着3个比较大的岛礁或浅滩，自北向南分别是：Double Headed Shoal or North Maroona Rocks above Water、Marsingola or South Maroona和Lambay or Mariveles Shoal，分别对应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里命名的Galit、Panacot和Lumbay。此地图证明，Scarborough（即黄岩岛）并不是Panacot（即Marsingola or South Maroona）。
然而，十八世纪末，Galit、Panacot、Lumbay三处浅滩一度被上涨的海水淹没而不显露。
1815年，英国编制的中国海地图CHINA SEA上，对黄岩岛使用了两个名称的注记：Scarborough or Maroona（由于不能确定是Scarborough 还是Maroona）。
1808年，西班牙官方水文局根据1792、1794、1800年海上测量船队陆续测量的成果，在马德里出版了菲律宾总海图Carta General del Archipielago de Filipinas。图上用点状线画出历次测量航行的航迹，吕宋岛近海的浅滩无法定位，也没有名称，说明时隔60多年后西班牙人已经不清楚吕宋岛西部海域那3个浅滩如何与历史名称一一对应。对黄岩岛，西班牙人标注Bajo de Masingloc ó Scarborough。以此为开端，西班牙人将菲律宾吕宋岛西海岸近海小岛和港口Masingloc的名字移植到了Scarborough上。
显然，西班牙人有意识地用西班牙殖民地吕宋岛当地的名字Masingloc来重新命名英国人先于西班牙人对黄岩岛的定名，以表示西班牙人的“占领和发现”。此后，西班牙人编制的菲律宾地图干脆删除了英国人对黄岩岛的命名Scarborough，而单独使用Bajo de Masingloc这个名字。如此，不仅造成南海岛礁历史命名的混乱，而且酿成后世菲律宾人错误地以为黄岩岛最初的名称是以当地土著的地名来命名。
黄岩岛是Scarborough而不是Panacot，这一结论是李孝聪对大量有关南海的地图经过多年研究比对得出的。同时，李孝聪还从美西战争之后的地图中发现了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证据。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双方签订《巴黎条约》。根据条约，划定菲律宾领土的国界线以东经118°为其西界。黄岩岛在条约规定的菲律宾国界线之外，有地图为证。
1902年9月，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出版局刊印了为美国国防部岛屿事务局准备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注音地名索引和地理词典附地图、海图及插图》一书。书中最早用地图的形式表现了《巴黎条约》规定的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取菲律宾群岛的领土范围。地图上用鲜明的黑色线条黄色宽带标明美国与西班牙签订条约规定的菲律宾国界线，将Scarborough Shoal明确地隔离在线外，而且该书中的菲律宾地图和菲律宾地名索引中，均未出现该岛名称，可见Scarborough Shoal当时就不在菲律宾国界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
1908年出版的《菲律宾群岛地图》，是经过美国和菲律宾官方测量、校订后编绘制图，并经过严格审定的。此版地图最关键的证据，依然是在地图左侧沿着东经118°线的海面上画了一条由点横组成的线，也就是《巴黎条约》划定的菲律宾西部国界线，而Scarborough Shoal依然在条约线以外。
“据我们初步调查，目前全世界各国有13家图书馆收藏着1908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1935年5月14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图书馆入藏了这幅1908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在中国能够发现这幅地图的原件，说明1908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的印制和流传范围相当广泛，那么也就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确凿证据。”李孝聪说。
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证据已确凿；那么它属于中国的证据，李孝聪搜集的地图中有吗？答案是肯定的。
李孝聪向《环球》杂志记者展示了他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分别获得的地图影像。地图是1938~1939年美国为出版《中国年鉴》而编制的，名为MAP OF CHINA。地图右下角所附“南中国海图”上显示，黄岩岛标名South Rock。“1935年，中国正式出版的地图上，用‘南石’来命名和标志黄岩岛。”李孝聪说，“美国印制的这张地图，显然采用了中国名称‘南石’的意译，而且用与中国大陆一致的颜色来表示。”
政府历史档案里的证据
7月13日，南海仲裁案公布所谓裁决结果第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溯本清源，正视听，再次亮明中国态度。
白皮书第63条写道：
1933年8月12日，美属菲律宾前参议员陆雷彝致信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墨菲，试图以地理邻近为由主张一些南沙岛屿构成菲律宾群岛一部分。有关信件被转交美国陆军部和国务院处理。
1933年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复信称，“这些岛屿……远在1898年从西班牙获得的菲律宾群岛的界限之外”。
1935年5月，美国陆军部长邓恩致函国务卿赫尔，请求国务院就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提出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发表意见。美国国务院历史顾问办公室一份由博格斯等签署的备忘录指出，“显然，美国毫无根据主张有关岛屿构成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
8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复函美国陆军部长邓恩称，“美国依据1898年条约从西班牙获得的菲律宾群岛的岛屿仅限于第三条规定的界限以内”，同时关于南沙群岛有关岛屿，“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西班牙曾对这些岛屿中的任何一个行使主权或提出主张”。
这些文件证明，菲律宾领土从来不包括南海诸岛，这一事实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承认。
白皮书中引述的1933年和1935年的这些信函，是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教授胡德坤及其率领的团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收集而来的。除了这些信函，胡德坤团队收集到的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文件也为白皮书作出了贡献。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资料显示，当年国民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证明了西沙、南沙是属于中国的，之后才发布收复训令的。“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国际上没有产生异议。”
自2011年起，胡德坤带领的南海历史档案搜集与整理研究团队六年如一日地查阅、搜集、整理有关南海诸岛的档案资料。
“大陆的资料找完了，我们就去台湾找，这些年我们一共去了6批人，开始每人每年能复印1000页，后来只能复印500页，而且一个档案袋里的文件只能复印50%。”胡德坤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到国外查档案更难。我们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战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资料，却发现档案不完整，很多是空盒子。”
搜集困难，整理也不易。胡德坤说，“很多中文档案，当年都是用手写的，不像现在用电脑打字那么清晰，而且用毛笔、钢笔、圆珠笔什么都有，还有些领导的批示写得非常草，很难辨别，况且时间长了总会有些地方不清楚；外文档案就更难整理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都有，整理者不能只是单纯的外语人才，他得懂相关知识。”
胡德坤告诉记者，6年来，团队共搜集到约30万页资料，他们会从中挑选有价值的，缩小范围，然后进行编目，再从中找重要的档案。“我们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但工程更加浩大，到现在都没有整理完。”
胡德坤团队搜集的资料对于白皮书的出台可谓功不可没。而据胡德坤透露，“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没整理出来，尤其是关于南海诸岛的、钓鱼岛的，都是一些非常有价值而以前没有发现的档案。”
浩瀚的典籍史料
中国历史古籍，如东汉的《异物志》、三国时期的《扶南传》、宋代的《梦粱录》和《岭外代答》、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清代的《指南正法》和《海国闻见录》等，不仅记载了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情况，而且记录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南海的水文和气象特点，以很多生动形象的名称为南海诸岛命名，如“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
这是《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第10条中的内容。
厦门大学教授李金明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这些典籍记录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印记。
东汉杨孚《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李金明说，“涨海”就是东汉人对南海的命名。
李金明告诉记者，宋元时期有关中国南海疆域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南宋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中写道：“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赵汝适当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经常要与外国商人打交道，为了解情况，他利用休闲时间阅读《诸蕃图》，发现了被称为航海危险区的石床（塘）、长沙（指中国南海诸岛），和作为中国与外国海洋界限的交趾洋与纳土纳群岛（竺屿）。
李金明介绍，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中国南海诸岛的范围，它起自广东潮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一面到爪哇，一面到文莱和沙巴，一面到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仑岛。
由此说明，早在宋元时期，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已基本确定下来：其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航海者对中国海域认识的加深，有关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分界的记载则更趋具体。明嘉靖十五年（1536）黄衷撰写的《海语》一书，把中外海域的分界称为“分水”。
李金明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志，如《广东通志》、《同安县志》、《崖州志》等，对于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也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崖州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界，东接海口营洋界。”
李金明说，“从该记载中可了解到，清代崖州水师营在其管辖洋面的巡航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海南岛东部的万州东澳港出航，环绕海南岛沿海，航至西部的昌化四更沙，历程约一千里；另一条是直接向南航行至暹罗与越南中部的占城洋面，即抵达中国南海疆域洋面的西部。”
李金明表示，根据《崖州志》，清代南海海域属海南崖州水师营管辖范围，水师营定期从海南岛沿海巡视到西沙群岛海域，充分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清末，广东官员在处理日本人非法侵占东沙岛的事件中，广泛搜集历史证据，据理力争，严正进行外交交涉，迫使日本归还东沙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此后，又派军舰到西沙群岛巡视，在群岛上勒石命名，悬挂国旗，向国际宣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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