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5月8日

地点：单向街书店

主讲人：梁鸿（《中国在梁庄》作者）

嘉宾：阎连科

点评（阎连科）：鲁迅老说要改变国民性，但我们发现其实几乎没改变。我家在一个村庄，我们家乡以前有条河，我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乡有5个老人，其中3个得了癌症，还有两个有其他的病，有一年冬天他们在河边商量，说我们人生毫无意义，就不要再活了，于是5个人同时自杀。这和贫穷没关系，而是痛苦和无奈。

（本文根据单向街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有删节。）

村庄在悖论中发展

乡村对于中国的文化结构，是个普遍意义上的乡，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农业文明结构，所谓的现代化，也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的近现代化不足百年，意味着中国文化结构开始转换，也就是百余年的时间。中国每个人的原型里，都有一个乡。

我出生于农村，在农村住了将近20年。一说到农村，我们习惯说底层群体，我们总是把他们当成群体，但我希望展现里面每个人的样子，所以我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努力展现每个人在干什么。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梁庄变化非常大，最起码我们村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这个解决之后是什么代价？最显著的是村庄环境的变化。我们村庄里有大小6个坑塘，我小时候在里面游泳，还有人洗衣服、洗红薯。村庄后面有一条河流也很干净，夏天大家都喜欢去洗澡，非常热闹。虽然日常生活非常贫穷，但当人们一旦有时间，还是有休闲的地方可去。

到了90年代中期，我突然有天发现河塘边的树木不断被砍伐，河水发黑。上流有一家大型造纸厂，检查来了就关了，检查走了就开了，反复的。一家造纸厂毁坏了一条河，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我是长期在外面，回去看到很难过。但是生活在梁庄的人对这种变化不敏感，他们觉得他们盖了新房子非常开心。村庄的变化，可能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在悖论中发展的。

农民没有公民意识，国家就没有公民意识

在一个乡村里，农民的主体性是非常差的，有的人会说为什么农民自己不反抗，说这样的话太过简单化，你要看他生存的语境是什么。我在书里也提到村里一个老太太，儿子常年在新疆打工，小孙子5岁，特别想念父亲，他父亲春节回来的时候，小孙子特别想跟父亲走，但是他父亲条件特别差带不过去，这个老太太就自己打电话给小儿子，又哭又闹特别伤心。有天她就跟小孙子说，你要真想去我就带你去吧。这个孩子就说，“奶奶你别说了，再说我就跳坑。”跳坑就是跳坑塘，自杀的意思。

我问她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她说“那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这样。”潜意识里她知道所有人都这样，自己没有办法超越。这些人是符号化被动的存在，他们也自然忽略了自己主体的存在。即使已经到了现在，村庄里依然是这样。

村庄选举时，中青年群体很少回来，叫不回来的，因为他们觉得村长跟他没有关系，谁当村长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个有8亿农民的中国，如果农民主体性没有被发挥，那么我们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在非常窄的层面上。

而我们整个社会又在抛弃乡村。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逃离乡村。我们整个国家往城市化发展，农民工进到城里，我们考上大学来到城市，整个乡村越来越原始化，农民没有归属感。

在广州有个记者告诉我，他小时候的村庄只有一个池塘，是村里唯一的水源，一到冬天大家都会去捞树叶。等到他长大了再回去，看到公共池塘边上打了18口井，每口井上都有盖，写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大家富裕以后，都不再管公共的部分，每个人都是经济个体。这样一种经济意识，对农民渗透非常严重，包括对城市里生活的人。这个背后都跟我们公民意识被忽略有关，公民，“公”是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我们每个人都不关注公共空间，公民诞生就很难。

下本书写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

现在有些人会觉得农民有吃有喝了，为什么还不幸福，说这话的人如果住到农户里，住一星期，和农民交流交流想法会有改变。很多人有一种思维，农民有吃有喝还想干什么？说这种话的人首先没把农民当成平等的人。你也有钱，你为什么不快乐，农民为什么吃饱饭就可以了？吃饱饭这是最低等的要求。而且有吃有喝的背后，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如果付出代价也纳入指标，到底他们有多大幸福？

我今年的一个选题就是要写梁庄里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新疆、西藏、广东、西安很多地方，他们在做什么？分布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怎么去爱？这是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也是我下本书的基本主题。（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