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统计就业率，有关机构需要跟踪3年。英国以《教育法案》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保证信息的真实性。而加拿大利用国家统计局及一些民间机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估，保证就业率统计的客观、真实和科学。反观我们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却只需要有一个单位盖一个章，从此便简单认定为已实现“首次”就业。

就业率低于60%即扩招，那些冷门专业（比如考古、地质）怎么办，是不是最后都停招？中国在考古、历史、农林等偏僻行业将必定无所作为，干脆不要科学家了。把这种论调引入到其他领域，中国的男足干脆停办好了，什么田径啊、滑雪啊都统统停办，还投钱干嘛？

专业存废与就业率挂钩是教育功利化风气日盛的一个最新注解，和前不久某地“绿领巾”区分优等生劣等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就业率造假”、“学术造假”、“引才造假”……造假丑闻频频见诸媒体，分析这一条造假产业链，其上游正是教育主管机关。

“就业率”数字背后暗流汹涌的是经济利益　

1999年，国家首次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初衷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招生办学，督促各高校的办学质量”。但事与愿违，就业率早已成为某些高校的数字游戏，甚至带动了下游某些产业的繁荣（例如办假证），各高校用挂靠单位、违规操作等各种手段给就业率猛放“卫星”，这也早已经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扯掉了高校遮羞的一丝面纱。“就业率”除了公共管理部门自身工作总结和政绩贴金的效用外，在坊间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公信力。

教育部门缺乏监督的行政干预，往往苦了高校，让某些人获得非法利益。以每年两会都会引起争议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为例，据媒体披露，某高校应付一次“评估”需花费经费近亿元人民币，“边缘开支”不在少数。高校教育资金主要是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校长也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来任命，也就是说财权和人事权，甚至办学的方向目标都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决定，当就业率成为考核标准扼住了高校经济咽喉的时候，腐败不可避免，“学术自由”从何谈起？

教育部门和高校良性互动才有助学术独立　

超市里销量不好的商品自然会逐渐下架，工商部门只会对劣质商品作查处。何况在市场上，专业“冷门”与否永远是相对的、阶段性的，相信走上工作岗位的mopper和小编一样深有同感。

　　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胡适等教育大师在办学时，都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高校独立依赖于国家教育主管机构的放权以及其职能的调整和变化。尽管近年来高校的自主权有所提高，但实质并没有改变。教育部门重点需要做的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至于“就业率”和学科建设，还是交给高校自主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