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事关国运的兴衰。古今中外都是把官吏的选用制度视为国本。时代的变化，政治体制的不同，官吏选拔的标准和程序大不一样。人治社会中，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权力是对上负责的。法治社会中，官员是公务员，民众是主人，权力来源和责任取向是一致的;选用官员的规则公开，操作透明。总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进步，政治的透明度越高，官职的开放度越大。

在封建体制下，实行的是血缘世袭的封臣制度，贵族集团垄断仕途，是封闭的政治系统。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实行的是家天下的权力授受制，官僚体系下的各级官员实际上都是皇帝的家臣。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实行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民选制度，官员是职业管理人，权力为人民授予，要为选民负责，责任取向明确，政治透明度高。我们当前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干部选拔和任用的制度建设，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战争年代，用对了干部，就等于拉起了一支武装，打下了一片地盘;用错了干部，就会吃败仗，丢地盘。改革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就是因为在中央有了一个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地方有一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干部。在今天，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成绩，而腐败屡禁不止，社会矛盾日渐激烈，干部路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是，与战争年代相比，改革年代干部标准更丰富。

在制度设计上，既有人治的成分，也有法治的因素，相比而言，人治大于法治;在干部的责任取向上，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相比而言，对上大于对下;在制度建设上，既要强调国情，又要讲国际接轨，相比而言，国情大于接轨;在干部使用上，既要决策集中，又要程序民主，相比而言，集中大于民主。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讲到的那些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在新形势下，与资本有了新的结合，腐败问题的发生有时更胜于过去。在这种比较纠结的干部制度下，知易行难往往是一种常态。比如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考核干部不要GDP万能，提拔干部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但在下面具体操作中，政绩就是讲GDP指标，老实人就是吃亏。这确实是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问题。

时代变了，体制变了，用人的制度也得变。现在曝出的官员腐败，一次次地不断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不能不让我们发问：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前一段，温家宝总理跟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反腐败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确实是说到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