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热传据说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最新著作《低智商社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找遍《低智商社会》这本书，我也没看到上述言论。实际上，这不过是有人借题发挥杜撰的。但即使如此，这段话依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如果单就中国人均阅读量偏低而言，那么中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险。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
阅读尤其读书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是培养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而缺乏阅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思考能力的下降。一个阅读量大的民族不仅仅是在知识的储备上高于阅读量低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也将借此占据上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一个知识储备充分同时又善于思考的人，必然要比那些缺少知识又不爱动脑子的人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个体如此，社会又何尝能例外？
尽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有多少享誉世界的品牌？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多少影响人类的伟大发明？缺乏创造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制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重大隐患。造成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阅读量偏低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创造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艰苦的学习和长期的积累，即所谓厚积薄发。没有读书学习的这个“厚”，哪儿来的创造力的“薄发”呢？因此，不改变中国人阅读量低的现状，我们还真有可能沦为低智商社会。
但老实说，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国人的阅读状况是不现实的，全社会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氛围只能慢慢培养。我个人认为，最现实的办法倒是近来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如果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人的阅读量一定会随之上升。以北京为例，2009年超过80%的北京市民有过购书经历；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的人均购书量在19册至29册之间（不同群体有差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北京是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高校云集，高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因此，北京人的阅读量全国领先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其中一项是：2010年全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亿人。同200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对于中国这个曾经文盲遍地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尽管社会对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有颇多批评，但从长远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增加必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习惯。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十年来中国高教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为什么中国人的阅读量没有翻番？我分析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阅读量在增加，但其他社会群体的阅读量是在下降的，一计算平均数就把总量拉下来了;二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以后没能把阅读习惯保持下来。但总体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阅读量就越大。连续8次国民阅读调查都反映学生和公务员是我国阅读量最大的两个群体就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可以有效地培养阅读习惯。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缺少读书氛围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因此，只要中国教育不失败，中国就不会沦为“低智商社会”。
翻开中国官员枕边书
从《世界是平的》到《蚁族》
官员们在阅读《货币战争》、《美国怎么了》这些宏大题材书籍的同时，亦开始将目光放低，关注如《蚁族》等民生话题
全球视野下的阅读
去年9月，银川市委书记崔波买了几百本《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送给当地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并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说，这本书从文化深层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问题是独特的，给人很多启迪。
书的作者郎咸平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为感动，他说：“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引起非议，现在我以此证明中国人是爱读书的。”
中国人向来尊重读书人，但官员却始终没有和读书建立起某种既定联系。事实上，官员们并非不读书，而是一向对于书目讳莫如深，这也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种习俗。
近些年，随着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摆脱刻板作风，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频频公开书目，如陈至立说起《教育大国的崛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官员读书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在官员个人书单中，书目已不限经典著作，而是开始着眼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及现实矛盾的挑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就曾推荐《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朱永新说：“你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解社会在关注一些什么”。
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最近各大书店的畅销书，这是一本关乎中国经济安全的书，类似的书还有江涌的《猎杀中国龙》，这些也成了一些官员案头的读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单从这类推荐的书看，官员们关注的也正是社会关注的书。“这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前沿问题，他们密切关注全球化的变动，关注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私人书单的现实指向
随着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干部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官员推荐的书都具有专业的特点。
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推荐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书，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这是他在商务部任内组织编写的。
此外，一些国外管理书籍也屡有官员推荐。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就非常喜欢彼得·德鲁克的管理书籍并推荐过《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和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则都读过阿尔伯特·哈伯德的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
去年“孟连事件”后，云南省540多名党政“一把手”，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巧合的是，朱永新推荐的《大国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部由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写的反映苏联解体前因后果的巨著。
反腐书籍亦被很多官员所关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是研究反腐败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她的《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很早就成了纪检干部案头的著作。林喆说，在党校上课时，绝大部分纪检干部都反映读过这本书。
马列经典PK官场小说
当然，马列经典一直是官员读书工程的主轴，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央党校供干部学员居住的招待所，每个房间都有四个大部头，分别是马恩全集、毛选、邓选和江选。
自2007年开始，中央党校给每位上课的老师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荐书，蔡霞推荐过《政党论》和《政党原理》。
蔡霞在做党建工作时接触了大量的官员，她认为从读书看官员有三类，“确实有很多比较认真读书的官员，他们不是一般吸收知识，而是带着思考去读书。还有些官员至少比较认真学习，但问题是有多少时间来读。当然，还有就是不读书的官员，有的是忙于喝酒应酬，他们的心态就是忙，忙得坐不下来，还有的官员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多少现状，所以对读书不感兴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接触的官员读书又是另一幅场景。“官员与权力是不可分的，与权力斗争有关的书是我接触到的官员们的一大兴趣。”周孝正上课时经常会和官员交流，他说除了官场小说，官员们感兴趣的还有揭示官场潜规则类的书籍。“官场需要了解潜规则和明规则，他们不喜欢极左或极右的书，他们需要圆滑。”原在江西担任文联官员的徐源（化名）也透露，很多官员都喜欢看《资治通鉴》、《厚黑学》这类的书，他就曾买过几本《资治通鉴》送给一些要好的地方官员。
此外，一些老领导干部对建国后及“文革”历史的回忆录也在官员身边流传。周孝正说：“官员们通过这些书来分析政治动向。”
官员书单需要引导
读书方面，各人自有偏好。但各级高官的书单该由谁负责？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瞭望》周刊前副总编辑陈四益说，1987年，《瞭望》周刊编辑部给一些中央领导写信，请他们荐书，“想倡导他们都来读书。”结果，胡耀邦托人带话，他看书，但总书记不大方便荐书。“因为如果他推荐的话，就会给人好像总书记在关注哪本书的印象。”
一位省委常委告诉陈四益：“你知道我每天案头的文件有多少吗，光看完的就有十几万字。”陈四益认为中国的文牍主义太厉害，文件一大堆地送来，而且是经过精加工的，官员一天读这些都根本没有时间。另外，市面上的书五花八门，很多书名字好听，看介绍像是非读不可，但读过之后就知道这是没必要花时间去读的书。陈四益说：“现在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推荐书的机制。
外国领导人书单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与中国官员相比，国外领导人不仅自己读书，还喜欢在公共场合拿书作为礼物，并借书中内容表达个人观点。
去年4月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是乌拉圭著名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关于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的经典著作。
布朗：《难以忽视的真相》
布朗是公认的继丘吉尔后最爱读书的英国首相，他曾将阅读书目独家透露给《泰晤士报》。书单中，排名前两位的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关于美国政府怎样决策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混乱时代》。第三选择是赛巴斯蒂安·福克斯的新作《恩格尔比》。
普京：爱读强硬派传记
俄罗斯总理普京透露自已喜欢两类书，一类是俄罗斯和经典世界名著，如契诃夫、托尔斯泰、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另一类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俄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彼得·斯托雷平等名人的生平传记等。
布什：《罗斯福王》
《圣经》对布什的影响有目共睹，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不慎将这场战争比喻成“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可见宗教对他的影响。布什钟爱的书有两本《美梦与噩梦：60年代留给社会下层的遗产》和《罗斯福王》，这影响了他的施政纲领。
查韦斯：《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了？》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发表演讲时会随口提到他正在读的书或者喜欢读的书。作为“反美斗士”，查韦斯曾推荐过反布什的书，电影人迈克·摩尔的《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了？》，还推荐美国著名左派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著作《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查韦斯善于利用媒体推荐书，除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007年联大时，查韦斯还当着全世界镜头推荐了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的《生存还是霸权》，这两本书都成为畅销书。
曼德拉：深受甘地思想影响
被誉为“活着的传奇”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同样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在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在罗本岛上的27年里，他手不释卷，把“罗本岛监狱”变成了“罗本岛大学”。曼德拉说不出究竟哪一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他认为“圣雄”甘地对自己人格形成关系最大。（金微）
领导干部都读什么书
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把《世界是平的》从北京中央党校带到重庆,又带到广东。早在2007年初,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将该书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赴重庆任职后,薄熙来向重庆官员推荐学习他在商务部时组织编写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书,将之作为重庆当地干部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
卫留成(海南省委书记)
2004年,卫留成向海南的厅局长和县市长们,发出了一份特殊的春节礼物———《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事实上是新上级对当地官员们的批评。卫留成希望“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融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
梁伟发(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梁伟发在很多场合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去年12月,广东全省地级以上市公安局局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会议召开,梁伟发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赠送了《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他希望全省公安机关能够从小处着眼,把事情做细、做实。
周镇宏(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货币战争》和《货币霸权战争》,这是周镇宏曾经认真读过的两本书,读后他对金融危机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周镇宏说,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诸多启示,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徐少华(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徐少华工作之余读完了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对于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徐少华在阅读时,翻阅了《明史》进行对照。徐少华说,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是一面明镜,看了这部关于历史改革人物的小说,有很多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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