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规定》针对当前领导干洁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12日《广州日报》）

按照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老百姓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报告的内容包括“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和“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两大类，共14小类。如果说这一制度得以完全彻底的落实，不仅无缝对接现代成熟的法治国家，而且能够破局官员“前腐后继”的尴尬。

但是，好的制度，并非公布周延的文本就能奏效。因为在此之前，既有两个相关内容的规定，分别是---1995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事实证明，这两个规定有一定的成效，但并未达到理想的吏治状态。究其根本，乃是落实不到位；落实不到位的主因是监督乏力；监督乏力则是因为缺乏公共监督。不说别的，普罗大众，知道1995年和2006年那两个规定的有几人？公众不晓得，就意味着对官员的监督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是运动员和裁判员角色共担的监督。

以此而论，新规定在监督上依然有改进和格局提升的空间。因为新规定在监督层面的设计，依然没有摆脱体制桎梏。按照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负责监督检查。而且，监督部门被设定为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而监督部门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必须要经过本机关主要负责人的批准。这样的监督，不仅存在着权力上的掣肘，而且面临着可能的利益纠葛。因此，单纯靠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监督，很难将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事实证明，只有扩大监督范围，使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升华为公共监督，让领导干部的个人事项申报完全公示于阳光下，才能确保申报信息的准确。官员不是一般的公众人物，是必须取信于民和诚实问政的公仆。官员让渡自己部分的个人隐私和财产信息，没有任何理由，这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法则。

既然规定和公众的目的完全兼容，因此没有必要将这一制度的监督范围小众化，而应该完全大众化和公开化。

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缺失的不是法制制度，而是执行乏力。但执行乏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因为公共监督未被完全纳入公共视野，没有形成制度化。公众监督，还处于自发启蒙的状态，其监督力所及，往往要靠突然爆发来发挥倒逼作用。也可以这么说，权力对于公共监督，还存在怀疑忌惮的心理，还不能主动坦然地接受公共监督。这种不合辙，是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转型期的典型表现。

信息时代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公共监督平台，公民意识的觉醒为公共监督涵养了理性的民本素质。有这两点托底，权力应该舒展心胸，不必瞻前顾后，将好的制度大胆置于公共监督之中。只要敢于让民意考问，乐于让民众监督，官员报告个人事项，就不敢有丝毫的隐瞒。所以，公共监督才是最好的防腐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