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复制对作家来说是通往死亡的道路”

2017年11月24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江淮新闻网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写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

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

法国出版人评价,刘震云胜任用简约的方式描写最复杂的事物。德语翻译家对刘震云的评价是:刘震云用幽默之道,抵达了荒诞性的内核。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刘震云对自己的新作充满自信。在他看来,单把故事写得好还称不上好作家,把事物背后的联系写出来才叫好作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做到了。

中华读书报:关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些人认为幽默,我却觉得荒诞悲凉。

刘震云:这部小说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同。以前的小说主角是一个,《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不同。

“吃瓜”群众是谁?就是读这本书的人,围观的人有不同的心情。就像有人跳楼时那些在下面围观的群众,有人喊快点往下跳,也有人捂着眼觉得太可怜。笑不起来的是思考深刻的人,看到了荒诞背后的惨不忍睹。

中华读书报:小说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命名,其实“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

刘震云:“吃瓜”是网络用语。“吃瓜”怎么跟围观和看热闹联系在一起,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明白,最后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大家去采访事情发生地不大远的一个大爷,大爷说我根本没看见,我在吃瓜。所以“吃瓜”也定义为不明真相的群众。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吃瓜”人,是“被吃瓜”,我肯定也是“吃瓜”群众的一员。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是惊心动魄的大戏在生活中每天都不缺乏,走在大街上俯拾皆是,每天网络、报纸特别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这样有趣的事太多了,我看到这些事也确实有一些乐不可支。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语言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过去我书中的人物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像《一地鸡毛》,只要把身边几个人的关系处理好,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温故1942》写的是灾民跟国民政府、跟美国人、跟中国新闻界和《时代周刊》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杨百顺与牛爱国和身边亲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潘金莲和她遇到的各级官员的关系,但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不是这样。朴实的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素不相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突然给打着了。这次写的是这几个人关系的空白,空白背后藏着极大的道理。空白为什么能称为空白,因为充满了“吃瓜”的群众。

中华读书报:故事荒诞,细节却紧实严密,逻辑丝丝入扣。您如何处理荒诞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刘震云:荒诞肯定产生于现实,他们会经常问我,说你的作品非常幽默。我说其实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幽默。大家如果读我的书,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特别质朴,并没有要说俏皮话,我也讨厌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微妙,非常荒诞,又非常幽默。

中华读书报:牛小丽化名宋彩霞,与12名官员有染,12桩公案连环爆炸,官员落马,宋彩霞成了网络红人。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几年网络流传的赵红霞。

刘震云:是不是与赵红霞有关、牵出多少贪官不重要,故事本身是有意思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幽默和荒诞。如果在生活中根本没有发生过,作者瞎编的话,一定会失去真实性,读者读起来也不认同。所有在一定意义上要感谢赵红霞。有生活的小引道的,小说里从艺术上再映照,就形成小说和生活映照的幽默,同时需读者参与。读的时候,会有一点心心相印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余华《第七天》被诟病最多的是“新闻串烧”。您也关注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热点,但是处理得非常巧妙、智慧。

刘震云:无所谓处理巧妙和智慧。生活中发生的事是细节,不能夸大细节的能力和作用,不用利用。如果利用,读者马上就知道了。生活中的真实放到细节的范围内,不能往上扩大。如果扩大到整体结构上来,撑不住。《温故1942》中有很多细节完全是从生活中来,《民国日报》的细节、美国国务院的资料、国民政府的资料原封不动地用了,没人说是“新闻串烧”。当然我会有灾民的角度,有国民政府的角度,有英国人的角度,有新闻的角度,有中国的角度,有《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白修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用的全是生活中的细节,运用到小说里,就跟吃饺子加点醋一样,不能让它起到真正的主干和主体作用。怎么放得恰当,这是需要考虑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语句简洁,却是连环套式的,读得酣畅,写作中,是不是您也沉浸在言说的快感中?

刘震云:我和语言的关系只一点,是特别质朴的关系,不是耍小聪明的关系。不拿朴实和简洁炫技。相比而言繁复的语言是容易的,三个不同的形容词指向不同的含义,显得特别丰富华丽。

语言有时候可能就是生活态度:质朴为好。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一点儿不夸大,不加任何调料。因为语言特别质朴,映照出背后的道理就更深刻。日本书评家丰崎由美说,刘震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还有评论说,刘震云在用质朴的语言,来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我的作品未必达到这样的水准,但起码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让我特别佩服的是,对于生活中的大量新鲜的现实矛盾,您没有回避,提供了密集的信息和深度的思考,带来特别有力量的冲击。从《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群众”,在处理敏感的社会话题上,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吧?

刘震云:不需要经验。敏感的话题是一个社会层面,但是到文学里,不存在敏感不敏感,就是一个人物。要这么说,《一地鸡毛》小林也敏感,一盘豆腐把八国首脑会议否了——这是小林的认识,是此情此景的认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李安邦、马忠诚,也是此时此地的心情,这个人物不可能揭露自己。我写东西从来尊重笔下的人物,所以他不揭露自己,我也不会出来揭露或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或揭露,不如当记者。毒奶粉事件,烟花爆竹事件,记者可以卧底,可以写出揭露黑幕的报道。小说是写人,写人性的复杂性,包括灵魂的复杂性,写的不是社会层面的黑暗。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需要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小说写出来以后大家愿意读,读出生活中也许体会到但说不出来的滋味,咂摸出来一些,会心一笑,第二天还能再思考。这是我的初衷。有时候我在街上碰到不认识的人上来打招呼,说刘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说。他通过李雪莲通过牛小丽认识我,我能发现这些人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别真诚,特别温暖,这和粉丝见了演员不一样。

中华读书报:《我不是潘金莲》中由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官员;《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有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人名一派正气,和人物、故事形成极大的反讽。

刘震云:对人物命名是创作特别重要的部分。名字和人的阶层甚至和家族有关,包括爷爷是不是识字。也和地域和风俗习惯甚至和饮食有关,也有的是为了更好地活下来。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最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创造。人物姓名这个细节要和生活相符才能真实。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也有很多温暖的细节,比如牛小丽被抓走之前,交待丈夫把经营饭店的九万块钱给哥哥和侄女;老辛老婆带着儿子跑了之后,他还惦记着并非亲生儿子的小猴;李安邦调到另一个省当省长,临走时到山区告别,是因为惦记着山区姑娘宋彩霞;李安邦遇到难事,和赵平凡之间的肝胆相照……您怎么看小说中那些温暖的细节?小说中涉及的反腐,和另外一些反腐题材的小说有何不同?

刘震云:这也是一个艺术结构。贪官犯罪了应该进监狱,但是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物。而且在生活中贪官也都不是面目狰狞,有时候反倒是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贪腐的过程绝对不是痛苦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对他来说非常的愉快,贪官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过河拆桥和落井下石,有时候还是肝胆相照和生死相托。现实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是不是犯法,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你写的是事还是人,这是最大的区别;你写人的表面还是人物内心,还是人和人之间内在的关系,这是考量作家最重要的方面。

中华读书报:《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那时候您是新写实的扛旗手,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有一些文体的转变,到《一句顶一万句》又回到对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您能谈谈自己的写作上的变化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如果不变化,不就麻烦了吗?变化是作家成长的足迹,代表他对写作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和本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能咂摸出写作的新的滋味才接着创作。如果写了《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或者《一地鹅毛》,写作就变成了复制。复制是饭店可取的经营方式。对作家来说是通往死亡的道路。写完《我不是潘金莲》下次再写个《我不是武大郎》或者《我不是武松》,如果这么写下去,读者早把我抛弃了,我也把我自己抛弃了,不断写出新滋味是写作的乐趣。写作最困难是结构的层面。这是我不断想写、能写出不同的作品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您所说的“新的滋味”是指什么?

刘震云:是文学,是生活,是作者,这三者结构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三个方面中只要有一个方面有新体会,会和另外两个方面发生化学反应,这是推动作家前进的因素。(舒晋瑜)

【责任编辑:史洪芳】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