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喜欢写作。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偷偷写过一篇小说叫《上学路上》，悄悄投给上海《少年文艺》杂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壮着胆儿去投稿。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那个穷乡偏壤的农村，一个只有百余名师生的村小，没有人能告诉我怎样去写稿、投稿，我也是从老师的议论中听说只要在信封上剪个小口子，把稿件装进去封好口，交给邮差叔叔，稿件很快就会寄到想寄去的地方。

从小说稿投出去的第二天起，每天我都心神不宁翘首以盼，盼望能得到好消息。半个月过去，没有音讯，一个月又过去，还没有音讯。正当我心情苦闷之时，有一天放学前，班主任武老师突然叫住我，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大信封。

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当着老师的面我拆开了那个信封，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我寄给杂志社的稿子被退了回来，里面多出一封长长的退稿信。信中，编辑老师亲笔写了一大段热情洋溢鼓励我好好学习努力创作的话，顿觉脸红心跳，这才不好意思将我投稿的秘密告诉了老师。在第二天全校师生集会上，校长和武老师先后表扬了我。

让我更深地爱上写作，还是那年跟着二舅在城北中学上学时认识了同乡同村的兄长——汪国春。是他，给了我走上写作之路的勇气和信心。

国春比我大七八岁，称他为兄长。他中等个头，黑油油的头发微微卷起，白皙的脸颊，高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透着一股清秀儒雅的气质。他从部队退伍回来后被安置到我们石岗公社旁边的电影院里当放映员。

国春兄晚上放电影，白天喜欢静静地待在房间里看书写文章。他说他从小喜欢写写画画，在部队当放映员时，有空也写稿投稿。隔三差五，我从县广播站的新闻中能听到他写的反映公社好人好事的小消息，偶尔也能从《安徽青年报》等报刊上看到他发了个巴掌大的“豆腐块”。

我好生羡慕国春的“有才”。他知道我也喜欢写作，便常领我去食堂打饭，教导我怎样写稿、改稿和投稿。

后来，我离开家乡来到黄土高原当兵。因平时喜欢写稿、投稿被《解放军报》采用而有幸被选调到旅后勤部担任战士报道员兼电影放映员，走了一条与国春兄同样的路。平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向各级媒体提供新闻稿和新闻照片，周末便带着放映机到远离城市、常年驻守在深山沟里的仓库、场站等地巡回放映，为战士们送去精神食粮。

比国春兄幸运的是，我在战士报道员岗位上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并被组织推荐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且被录取，毕业后成为一名穿“四个兜”的部队干部。之后，我一直在军队司政后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从事公文和新闻写作。

从写新闻到写公文，又从写公文到写新闻，再到后来业余时间搞创作，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虽跌跌撞撞，但当我欣喜时，它陪着我欢笑；当我绝望时，它安抚我受伤的心；冰寒料峭，它能给我以热度；烈日炎炎，它又能给我以清凉。那年那月那些事，既流淌着美好的时光，又镌刻着火红的年代，更留下了岁月逝去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