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图片来源：路透/新华）

战后70年，日本创造了令人炫目的长周期经济繁荣，也经历了耐人寻味的超长期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始终陷于增长低迷的困境中。

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用1/4个世纪的时间来调整都走不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刘力臻教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从五个方面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衰退类型判断失误

泡沫经济崩溃初期，日本社会对经济快速复苏普遍持相对乐观态度。依据新自由主义的不干预理念，日本在静候经济的自动恢复，而对于此次泡沫经济的危害性、经济衰退的深刻性及技术创新周期的长期性等缺少准确判断，对结构调整的难度缺乏充分的准备，错过了泡沫经济破灭初期的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其后，随着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历届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经济对策，但主要是运用短期效应明显的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调节，缺少具有长期效应但需要持续努力的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增长方式优化、经济转型等变革性应对措施。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失灵

(资料图片：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1.货币政策的失灵。

日本政府长期实施零利率政策，但是日本经济却没能因零利率货币政策的刺激而走向繁荣。这再次说明日本的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作用有限。

2.财政政策的失灵。

主要表现为政府巨额负债的刺激政策仍然不能提振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十多个包含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济振兴计划，公共事业的支出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至2015年3月，政府债务累计总额已超过千万亿日元（约合10万亿—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内负债国，但经济依然没能因政府高负债的财政刺激而走出低谷。

20多年来，日本历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单靠常规的传统的量宽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引导经济走出长期衰退的阴影，难以调整多重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衰退。

（三）多重结构失衡叠加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长期经济衰退，是多重结构长期失衡且交织在一起的经济衰退。

1.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经济深度衰退，使投资和消费同时大幅萎缩，其后，投资拉动的创新驱动始终不足，而消费的长期低迷也遏制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上升空间。

2.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是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多年中，其收入分配结构越发失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倾向。收入与分配的结构失衡，不仅使得“安倍经济学”标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成长优先的财政促进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增长红利向下逐层渗漏的涓滴效果，甚至抑制了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

3.人口—就业结构失衡。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经济进入衰退期，刚好与日本人口迈入少子老龄化阶段且呈长期化趋势相叠加，使得日本经济衰退与人口老龄化形成长期的结构性关联。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引发财政支出的扭曲，为减低社会的养老压力，大量的财政开支要用在社会养老上。可以说，日本的人口条件已经同资本累积和经济增长越发背离了。

4.资产—债务结构失衡。泡沫经济崩溃后，整个日本经济的资产—债务结构即从企业到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政府为救助经济不断累积财政赤字，债务规模超出安全值的三倍，严重侵蚀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资产—债务结构的恶化，不仅使日本经济走不出长期衰退的阴影，也成为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根源。

5.开放经济内外结构失衡。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经济处于内部经济严重过热、外部经济巨额顺差的双失衡状态。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又迅速陷入内部经济过冷、外部经济顺差的另一种双失衡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会因受到各种外部冲击而失效。事实上，日本超低利率政策也没能使资金留在国内刺激本国经济繁荣，反而因内部经济过冷、外部经济顺差、本国货币升值（出口成本上升、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引发了资金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种种经济结构失衡的多重叠加及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调整，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的泥潭难以自拔，也使日本针对长期衰退的宏观调节难上加难。

（四）政治体制弊端凸显

政治体制的弊端，使得日本政府难以提出和实施具有长期效应且需数届政府同心同德持久努力的治理对策。

1.短命政府难以提出和实施长效经济政策。1991—2012年的21年间，日本经历了18届政府，先后有14人、20人次任日本首相，平均1.17年换一届政府、1.05年换一任首相。短命政府，不仅使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受到影响，也使历届政府很难制定和实施具有长期效应的经济对策。

2.执政党为保住选票引致的经济虚假复苏的短期效应。2014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宣布追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股市创下年内新高，安倍借此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奠定了长期执政基础。但现在，短期的虚假繁荣破灭，日本央行不得不出台负利率政策，日本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3.在野党为追求执政目标引致的逢议案必反的经济损害效应。在野党常常利用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阻挠执政党的各种议案，包括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体制变革的议案和合理的财政预算。

4.泛政治化的经济政策影响实施效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安倍经济学”也是为安倍的政治目标服务的。这种追求支持率且夹杂政治目标的经济政策，使得为“安倍经济学”服务的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有潜在的泛政治化色彩。

5.世袭化的政治团队难担重振经济的大任。在全球民主体制中，日本的政治世袭世代最长，世袭率最高，裙带关联最广。世袭议员靠家族势力上位，在位时容易为家族企业捞好处；世袭议员生长环境优裕，与普通民众相隔甚远，难以提出体恤民生消费的卓有成效的方策，且缺少责任感和使命感；世袭政治容易形成强势政治家族间利益相互绑定的“利益集团”，很难提出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经济政策。

（五）开放经济的外部冲击

(资料图片：日本银行)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以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获利，但如果自身没有对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和适应力，就容易被冲垮。由于日本经济自身存在结构长期失衡等弱点，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衰退几乎都是外部冲击引起的。

泡沫经济崩溃前，有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的冲击，另一次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令日元大幅升值的冲击。前者让日本经济染上了“财政赤字依赖综合症”，后者对外打压了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价格的竞争力，对内助推了股价和房价的轮番上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泡沫经济，更为日后的经济长期衰退埋下隐患。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经济复苏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1996年刚刚出现罕见恢复增长迹象的日本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第二次是在2006—2007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15年后，终于有了一缕增长的曙光，然而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压，日本经济迅速掉头且断崖式下滑，再次中断了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

对日本来说，更为严峻的是，在现行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本经济、日元常常被置于用来投机和避险的境地。只要美国经济一出问题，就会诱导日元升值。由于日本经济自身的内外结构失衡状态长期得不到调整，由于作为国际货币之一的日元只是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一种补充，只是承担着美元——国际货币若干职能中单一的储备职能，日本经济和日元始终难以摆脱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象和美国经济避风港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本文节选自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力臻发表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上的《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全文约1.9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