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岸水位超警戒值）

暴雨倾倒了两天三夜，安徽省六安市境内，丰乐河水位迅速上涨，超过历史纪录。圩堤眼看着守不住了，45岁的孔圩村村党支部书记程光来从没有组织过全村大转移，但当防汛指挥部门下达紧急转移命令时，他并不慌张。

奔向村广播站发出转移通知，把几名村干部分组包片，挨家挨户组织撤离，到最后重返村子确认每一幢空房，安全转移1500名群众至高岗地，孔圩村前后只用了五、六个小时。“担任村干部二十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但这几年汛前我们都会演练防汛预案。如果情况紧迫，我们转移群众的速度还可以做到更快。”

南方长江流域自六月底以来遭受罕见暴雨洪灾，累计二百余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仅安徽省已有13条河流先后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沿江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市发生洪涝、泥石流等灾害，1500余万人受灾。

有评论指出，面对如此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国家第一时间调动一切必要资源，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等无缝衔接，显示出不断成熟的救灾机制和更高效的协同模式，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

地处青弋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芜湖，如今已有近5万人被紧急转移。

芜湖市镜湖区一所学校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住进了近500名因洪水危险而转移出来的百姓。61岁的彭日华和几位老人仍然能在晚上8点继续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

“现在真不比过去了，老百姓受了灾，住进安置点里吃的用的都不要钱，早餐是面包、馒头、牛奶、稀饭，中午和晚上是一荤两素的盒饭，比我在家吃得好。”彭日华说。

社区医院也驻扎进来，24小时两班倒，每班次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进行义诊，并早晚两次进行环境消毒。安置点覆盖有免费的无线网络，让村民得以和亲友保持畅通的联系。

事实上，这个安置点并非特例。记者在安徽省芜湖、六安、铜陵、池州等地走访中看到，受灾民众安置点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校，虽然大小不一，但在组织管理、食品饮水、安全保障和卫生防疫等方面，基本都能够做到稳定、充分、有序。

最近几年，中国相继经历了地震、冰雪等自然灾害考验，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抗灾救援和危机管理经验。

人们看到，面对罕见灾情，领导人指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大力支持地方防汛救灾工作。总理李克强连续到安徽阜阳、湖南岳阳、湖北武汉考察防汛抗洪和抢险救灾。

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的郑台子庄台，李克强表示，党和政府会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绝不让蓄洪洼地变成民生洼地。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吴辉说，每逢重大灾害，领导人往往迅速到现场查看灾情，为各级党政官员树立了榜样，具有积极的政治示范效应。

在洪灾现场，各级官员或乘冲锋舟指挥救灾，或趟着洪水走访受灾群众，或借助绳索解救百姓的画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灾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和民政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武警、消防、公安覆盖到所有受灾乡镇，医疗应急队赶到受灾现场，高效展开生命救护。一些水毁公路很快恢复畅通，网络通信、电力供应设施也正在全面修复。水利部门科学调度大型水利设施，蓄泄兼筹。

基层政府在堤防保卫过程中，除了采取传统方法，一段一段人力接力巡堤，还引入新技术防洪，比如用“蛙人”潜水，精确探测堤防水下险点位置；用微信即时传送现场照片，便于水利专家快速研判。

在长江干支流水位全线告急的情况之下，芜湖市繁昌县没有一个圩口溃破，没有一起人员伤亡，城区没有一处被淹。县委书记张祖武介绍，这一切得益于5月底就制定的全面防汛预案，包括人员组织、物资配备、堤防加固清障、应急机制等。

汛情来临之时，这个县从县到乡镇到村，每个指挥点上都配备具备防汛经验和水利知识的老水利人员，为科学决策赢得了速度和时间。联合督察组和纪委干部还不断到一线突击督察，防止各级组织执行工作不到位。

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指出，面对罕见洪水，长江中下游各省市目前没有因为应急不利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表面上是因为政府对防汛应急“未雨绸缪”，更深层次上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

社会力量也在第一时间自发驰援受灾地区，与政府和军队力量构成协同。安徽六安蓝天救援队队长陶成诚只身游泳，接出多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参与多次抗灾救援的陶成诚用“疾速”来形容中国政府的反应。比如，交通运输部门快速修复了一些泥石流冲毁的道路，打通了物资运输的通道，保障了专业救援队伍和志愿者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受灾地区。

中国公众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积极参与微公益救援项目，倡议科学救援，讨论自救经验。

范和生指出，各级政府更加注重信息的及时发布，人们对洪灾的反应也更加理性，社会上的“谣言少了，正能量多了”。

不过，面对罕见暴雨洪水，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也反映出行动迟缓、应对失措的问题，例如，应急预案不充分、缺乏针对性，部门之间信息不通、协调不力等等。现在，已经登陆的台风给南方地区带来新的降雨，各级政府还将继续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记者 蔡敏、苑苏文、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