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副县长辞官务农: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三年前，５７岁的刘际明和老伴从老家农村搬到长沙和儿女们一起生活。在湘西的丘陵上种了一辈子地，老来能够走出重重大山，到繁华的省会含饴弄孙，女儿还给自己介绍了一份不繁重的临工补贴家用，对这样的晚年生活，刘际明很难再有什么奢求。

何况，自己还有儿子刘涛——１７岁从慈利县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３１岁就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在农村老家，刘际明一直是乡亲们羡慕的对象。

但刘际明没有想到，短短两年时间，自己就回到乡下，拿起锄头，干起老本行。原因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竟然在２０１４年底辞去了副县长的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

“北大毕业的３４岁副县长辞职务农”——自从媒体１７日报道后，消息便在新闻媒体和朋友圈中爆炸式扩散。支持、赞扬、质疑……几乎所有人都追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副县长毅然挥别仕途，回乡务农？

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

临澧县政府办督查室主任孙华还记得刘涛提出辞呈的那天，让自己帮他准备两个信封。当他看到刘涛把亲笔写好的辞职报告放进信封时，忍不住问：“当个副县长蛮不容易哦。你考虑好没有哦？”

从２０１２年刘涛赴临澧县履职起，孙华就负责对接刘涛的工作。刘涛笃定地告诉他：“已经考虑好了。”辞职的那天，县长请刘涛吃了午饭。那是孙华至今最后一次见到刘涛。

从２００３年参加工作开始，刘涛的仕途就一帆风顺。

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刘涛参加了湖南省选调生考试，是年７月，刘涛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担任办公室秘书。

一年后，张家界团市委以考试方式选拔两名干部。刘涛参加了这次考试，并被顺利录取。２００５年，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进入团省委工作了３年多后，２００９年２月，刘涛调往湖南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处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到被调往临澧县。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刘涛就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在７个副县长中，他是最年轻的，时年３１岁。

刘涛辞官务农消息在网上疯转，也引来种种猜测。其中提及最多的一项揣测是：年轻的副县长是不是对基层工作水土不服？

在不少人的既有观念中，省委机关和基层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处世规则。而北大的出身，长期的机关工作经历，让一些并不认识刘涛的人给他贴上了“书生气”的标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称，外界猜测刘涛是在基层水土不服才辞职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像刘涛这样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年轻干部，如果做得不开心，通过运作调回省里并非难事。“而且，如果安心在体制内做这个副县长，得过且过也不是问题。毕竟，他已经走在了很多人前面。”这位官员认为，刘涛辞职应该是内外因综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个人的志趣和追求。

孙华一直以为，刘涛舍得副县长的位子，一定是联系好某家上市公司拿高薪去了。毕竟，公务员跳出体制，到市场上拿高薪的案例在湖南甚至全国的官场并不鲜见。

直到他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刘涛发的猕猴桃树苗的照片，孙华依然觉得刘涛的选择不可思议。“倒是前几天，县长在给我们讲‘三严三实’，拿他做了例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涛不止一次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或许，在副县长的位子上，很多人都会恭维你。但人家看到的是那个位子，而不是你这个人。”

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刘涛所在的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２８０公里。山路沿着峭壁和河畔一折一弯，似乎都在告诉路人，要走出这重重大山有多么不易。据说，自刘涛考取北大后，这十五六年，东岳观镇出过两个清华学生，北大则一个没有。

在刘涛去年刚刚告知他辞职的决定时，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执。刘际明指着刘涛的鼻子说：“从农村考了北大，现在当了官，多不容易。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相信儿子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当７７岁的爷爷知道这个消息时，更是失声痛哭。

“我劝了，劝不动。他就给我讲省里号召的政策。”最终，刘际明妥协了。他不仅同意了儿子的选择，还主动辞去了城里的临工，住回乡下，帮儿子主持流转土地，雇佣乡邻，重新操持这片他曾经离开的土地。

“现在我当然支持他。”站在家门口刘际明说。站一旁的老伴插话说，真正让自己放下心结的是看到孙子对刘涛的支持。“今年，孩子的压岁钱和生日红包，都是直接给了他爸，说希望爸爸创业成功。我是被孙子感动了。”刘涛的母亲已习惯长沙慈利两地奔波，在长沙帮儿女带几天孩子，然后回到村里照顾丈夫。

刘涛也无法确认，如果一直在统战部工作，自己是否选择辞职务农。但在临澧县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的调研后，有了更多的思考。

“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也做了很多扶持工作。比如，修路架桥。但如果农村没有人带头发展实业，农民没有尝到甜头，农村的人仍然会流失，农村的地依然会抛荒。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父母前两年搬到长沙之前，每年刘涛都会回跑马村住一段时间。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刘涛说：“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３０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

“如今省委发文号召全民创业，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刘涛说。

现在所有问题都要我自己去扛

刘涛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经过考察，刘涛选择了种植红心猕猴桃，他很看好这种水果的经济效益。他希望自己能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如今，他已投入了３０多万元，流转了１００亩土地，成立了跑马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与此同时，他从农户家中收葛根、蜂蜜、腊肉等土特产，将建网上销售平台卖出去，６月底就可以上线。

不过，今年雨水太多，对果苗的存活率有一定影响。这是刚刚创业的刘涛遭遇的头号难题。“万事开头难嘛！现在我们都希望他成功。”刘高强老人说。随着记者和合作商找上门来，乡亲们也知道，刘涛出了名。刘涛说，乡亲们这几天干活比以往劲足了不少。没有被雇佣的乡亲们还会过来围观。

刘涛也明白未来自己面临着各种困难。“猕猴桃挂果就要３年，进入盛果期还要更长时间，还有资金、技术……现在所有问题都要我自己去扛。”不过，事情已经体现出好的一面。过去，无所事事的乡亲们只能以打麻将打发时间，自从刘涛回乡创业雇佣他们后，他们实在没什么时间打麻将消遣。每天１１０元的日薪，让乡亲们有了很大积极性。

“等猕猴桃成熟，预计每亩土地能有一万元利润。乡亲们尝到甜头后，这里一定会变得更好。”刘涛说。

那天中午，一位初中毕业后就失去联络的同学给刘涛发来一条短信。短信里说：看到你的消息，像看到了希望。自己一直彷徨，请你多指点指点。我也想为家乡做些什么……（丁永勋　李坤晟　刘良恒）

对话刘涛:国家不缺公务员,农村却太缺人才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面对的采访对象，是因辞去副县长回乡种猕猴桃而成了新闻人物的北大毕业生。这也是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９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８０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６００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３０００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５０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１００亩，目前投入３０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１００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１００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