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政研室调研组／文

繁盛的安徽传统廉洁文化

自古以来，安徽人文荟萃、廉吏辈出，除了大众普遍熟知的包拯以外，还有各类廉洁人物190多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以廉立身、自律守节。比如，王茂荫是《资本论》提及的680多名世界各国人物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在晚清时期力主推行的币制改革，被学术界视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最高成就”。他曾任户部、兵部、工部、吏部侍郎等职，官至二品，权重一时，在京为官30余年，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不携眷属随任，俸禄除了维持日常开销，大部分用于资助寒门学子和修缮公共设施。1864年，王茂荫因母亲离世返乡守孝，途经淮阴时，地方大员吴棠特意准备五百两白银，想酬谢当年知遇之恩。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寻常人家十年生计，却被王茂荫拒收，他不容置疑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生前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去世前告诫后人：“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比如，王质官至明朝刑部尚书。据《江南通志》记载，王质任四川布政使右参政时，为从三品官员，以廉洁俭朴为荣，在官舍的荒地上开园种菜，作为日用饮食；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到各地察看民情时，每次都只吃青菜不吃肉，被当地百姓称为“青菜王”。清代史学大师万斯同所著《明乐府》中，就有赞美王质的《青菜王》：“官至尚书惟食菜，清贫谁与公为辈？”比如，俞易直在北宋时期任县尉，恪尽职守干了三任，家境清贫却从不贪财受贿。病重时，歙州郡守曾谔钦佩俞易直的为人，命歙县知县卢知原去探望。卢知县环顾俞宅，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颇为感慨，询问后事准备如何，俞易直道：“棺材已备，衣服已洗，已嘱妻小，死后葬余于先祖坟地，丧事从简，此外无所需也。”卢知县听后深为伤感，临走时将汤药钱五万悄悄放在屋中。俞易直察觉之后，立即叫回部吏，问道：“此钱属卢知县俸薪否？”答曰：“非也。”俞易直说：“钱财不会天上掉落，此钱不清不楚，恕余不受！”后来部吏再次将钱送来时，俞易直直接闭门不见，他说：“余从来贫穷，并非今日始，岂能临死为此银两改变余生之为人！”比如，时苗在东汉建安年间任寿春（今寿县）县令。时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苦，时苗驾着简陋的牛车，带着衣被赴任。他在寿春期间奉行清风惠政，将寿春治理得井井有条，闲暇之余经常牵着黄牛下乡，帮着贫苦农民犁地、播种、收割，被百姓称为“黄牛令”。上任一年后，他带来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后来任期届满即将离任，群吏纷纷劝他带走小牛犊，他坚决拒绝，说道：“我来时并无这只小牛犊，它生于淮南这片土地，吃着寿春的水草长大，属于淮南所有，我不能占为己有。”最终毅然留下小牛犊，只带着当初带来的那头牛离开了寿春。为了纪念他的清廉之举，当地百姓把小牛犊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池”，在小牛犊栖身地建起“留犊坊”。元代监察御史王恽写有“清白居官志不贪，故教留犊在淮南”；明代张軏写有“来一牛来去一牛，清风高节至今留”。“时苗留犊”的成语典故最早被记载于《三国志·魏志》中，后被《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收录。

以廉护义、处事以公。比如，左光斗是明朝晚期名臣，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负责整饬地方吏治。当时，监察御史巡视地方时，地方官会赠送丰厚的“谢荐金”，这已成为当时的官场惯例。某知府借述职之机，将二十两黄金藏在礼盒底层，谎称“此乃阖郡生员心意”，妄图行贿以求庇护。左光斗识破其诡计，当即沉下脸怒斥：“某忝为天子耳目，若受此金，何以面对寒窗学子？”随即命人将礼盒悬挂于衙门外三日，题字“赃官谢礼”，公开曝光其行贿行为，并将该知府依法弹劾罢免，一时间浙江官场震动，贪腐之风大为收敛。熹宗即位不久，宦官魏忠贤结党营私，网罗党羽，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左光斗对此极为悲愤，上疏弹劾魏忠贤32条死罪，后来遭到魏忠贤诬陷报复，被逮捕入狱。左光斗在家乡被囚车带走时，父老乡亲头顶明镜、手端清水，为他号哭喊冤，连押解他的兵丁也被感动得暗暗流泪。比如，张孝祥是南宋时期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廉吏，尽管仕途坎坷、几起几落，但初心不改，始终保持清廉本色。他在《诸公分韵》中写道：“士为一饱谋，悬知不同道”，表明不愿与追求功名利禄之人为伍的坚定态度；在送幕僚张立之到临江做判官时赠言：“炎凉无改节，夷险有忠谋”，意思是无论世事怎么变化，决不趋炎附势，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能一如既往为国出谋划策。当时秦桧专权，抗金名将岳飞蒙冤，张孝祥挺身而出，在新科进士聚会时公开为岳飞鸣不平。事后，他的好友劝他不该锋芒毕露，张孝祥却理直气壮地表示：“无锋无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要进士干什么？如果是因为当政，我就怕他，那我当进士干什么？”三句反问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彰显出他敢于仗义执言、同奸人格格不入的高贵品格。比如，姚之骐是明朝万历年间官员，赴湘潭任知县前，特意去拜别恩师李腾芳，他说：“老师放心，我一定把湘潭治理好，以报答您的恩德。”谁知到了湘潭，偏偏是老师家的奴仆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这可难办了。法办吧，不给恩师面子；不办吧，对不起百姓。他思来想去，最后一咬牙：该办还得办！当众对老师家奴处以鞭笞之刑，毫不徇私。姚之骐在任上操劳过度，年仅48岁便病逝。上司赶来吊唁时，发现他的行李里只有朝廷给的路费一百二十两银子，四壁书架上摆着井井有条的公文账目，唯一一只小木匣里装的是本地好人坏人的记录。当地百姓为他编了句民谣：“只饮湘潭一口水，不染长沙半点泥。”比如，施闰章是清代政治家，他始终秉承正直之道，深得百姓爱戴和尊重。顺治十三年，施闰章在山东主持乡试。当时考试“请托”之风盛行，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托人给施闰章带信，为落榜的亲戚说情，施闰章当即拒绝。带信的人还威胁施闰章：“祸福系此，何固为？”施闰章听后说：“徇一请，失一士。吾宁弃此官，不忍获罪于名教。”施闰章宁愿弃官，也不愿送人情，行事公正廉明。后来刘正宗十分气愤，想通过彻查考卷寻找把柄报复，却发现施闰章的评阅工作无可挑剔，在事实面前，这位权臣感叹地说：“施君可谓不畏强御、不迩货财，君子也！”

以廉传家、一脉相承。比如，张英、张廷玉父子是清代名臣，先后身居相位，始终坚守廉俭本心，留下一段美谈。张英任翰林时，家境清贫到无米下锅，全家只能靠喝面汤度日。在他六十大寿时，家人想办寿宴撑场面，张英坚决拒绝，并把省下来的钱做成棉衣，分给街头饥寒交迫的百姓。他曾给自己定下严格底线：“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他要求入仕子弟做到勤政清廉，说道：“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儿子张廷玉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也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他继承父亲廉俭之风，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衣着朴素、饮食清淡。他晚年曾遭遇抄家风波，乾隆十五年，因亲家朱荃（四川学政）贪腐案牵连，被乾隆下令抄家。抄家时搜出约36万两白银，乾隆冷笑着对身边人说：“看看！这就是所谓的文官清流！”但经过核查，这些钱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赏赐的合法收入，都有详细账册为证，没有任何贪污受贿证据，最终乾隆退还了全部财物。比如，胡质、胡威父子，胡质在三国曹魏时期官至荆州刺史，手握大权，却清贫如洗。朝廷每次犒赏，他一文不留，全分给将士；死后办丧事，连像样的陪葬都拿不出。儿子胡威继承了这股清廉之风，有一年，他从洛阳去荆州看望父亲，由于家里贫困，没有车马和奴役，他独自一人骑着一头毛驴，每到一个客栈，都自己放驴、劈柴、做饭。他在荆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胡质翻遍家里，找出一匹绢给他当盘缠。胡威问道：“父亲素来清白，这匹绢从何而来？”胡质欣慰地笑了：“这是我俸禄里省下来的。”胡威这才接过绢，拜别父亲。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胡威：“你们父子都清廉，谁更胜一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臣不如父亲。”晋武帝追问原因，胡威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话：“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远不如也。”

安徽传统廉洁文化繁盛的

原因及启示

一是历来崇文重教。安徽自古就是崇文重教之地。皖南特别是徽州地区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素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当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仅宋明清三代就出过进士1242人，徽州文化堪称儒家文化在中国民间社会最完整表现的范本，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我国三大地方显学。皖中地区、皖江地区南北文化交融，桐城被称为“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文都。皖北地区孕育出老子、庄子、管子等先哲。古代廉洁典范并非没有七情六欲，而是自幼受崇文重教风气影响，系统接受道德伦理教育，奠定了他们修身立德的思想根基，让他们入仕后自觉将清廉为政当作价值信仰和职业操守，把“廉”字刻进了骨子里。这启示我们：学而启思，方能明辨笃行。只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才能让廉洁文化浸润人心，涵养“不想腐”的内在自觉。

二是优良家风传承。比如，张廷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治世名臣，与他的家庭环境特别是长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他的祖父张秉彝曾说“吾宗世承清白，登显士者皆廉平公恕”；父亲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成就了一段六尺巷的佳话，他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写下《聪训斋语》，训导子孙勤俭持家、专注治学、修身自律；母亲姚氏在张廷玉和哥哥张廷瓒担任考官时，教导他们要像父亲张英那样不徇私枉法。康熙帝称赞“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为官五十年，始终不贪非分之财，他写下《澄怀园语》，把自己的廉俭心得、处世之道记录下来，告诫子孙“为官第一要廉”。张氏家族以廉传家、泽及子孙，在科举、仕宦等方面多有成就，相继出现了“父子双宰相”“三世得谥”“四世讲官”“五朝金榜题名”“六代翰林”“七世为官”等盛景。这启示我们：家庭是最早的学堂，塑造着每个人最初的廉洁认知和道德底线，家风正则廉气生、家风浊则贪欲长。只有将家庭作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立家规、严家教、正家风，才能让清风正气不断充盈。

三是日常监督约束。古代官员的廉洁，与当时较为严格的监督体系密切相关。比如，明代设立的言官就是我国古代监察体系的高峰，言官拥有规谏皇帝、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职权，能够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有效遏制权力衍生出的腐败现象，明朝人普遍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比如，清代赋予监察官员“上可谏君、下可纠臣”的权力，职责涵盖规谏君主、监察吏治、监督稽核财政收入、监督各级考试、稽察刑名案件等，对清代惩奸举贤、察吏安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清代前期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吏治清明。这启示我们：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监督是推动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一环。只有坚持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才能防止“小管涌”沦为“大塌方”，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是制度体系保障。历朝历代往往都比较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力求纲纪齐备、吏治端正、社稷存续。比如，宋代规定官员被任命时，要填一份称之为“射阙状”的表格，详细说明自己在所任职衙门上下级关系中，或与本衙门行政业务联系密切的有关机构中有无要回避的亲属，同时要有两名官员作保，为其写出书面的“保官状”证明。倘若官员“射阙状”故意隐瞒真情，一经查实，要受杖一百，予以惩罚；“保官状”材料失实，作保官员也要受到处分。回避制度一定程度上使官员摆脱亲属关系的羁绊，避免腐败发生。这启示我们：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有制”才能“有治”，“善制”方能“善治”。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不可触碰的警戒线，才能让人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推动安徽传统廉洁文化

焕发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想”是根本，要靠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靠提高党性觉悟，靠涵养廉洁文化。近年来，我省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推进“三不腐”基础性工程来抓，出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若干措施，连续4年纳入党委综合考核；举办9届“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作品涵盖80多个曲种共8000多件，创中国曲艺史单项活动征稿数量之最；2024年以来刊发廉政类稿件2.9万篇、总阅读量超4.7亿，省纪委监委微博、微信公众号影响力分别居全国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第2位和第3位，廉洁文化建设成效明显，对深化反腐败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调研中史志部门及高校同志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崇廉尚洁，很多廉洁故事蕴含“廉贻子孙、贪祸家人”的深刻道理，但讲得还不够充分，需要充分挖掘、大力宣传、用足用好，让廉洁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实践、直抵人心。

一是深入挖掘我省廉洁文化资源。系统梳理我省史志典籍，统筹高校、党校、社科机构力量，整合历代廉吏家训、诗文、遗迹等，将散落在史册中的廉洁故事串成“线”、连成“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灵魂，推动千年廉洁文脉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合，凝练“俭以养廉”“以廉护义”“廉而不求人知”等鲜明标识，为塑造具有安徽特色的廉洁文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和廉洁典故。持续擦亮“包公杯”“六尺巷杯”等金字招牌，依托皖籍廉吏典故，创作廉洁戏曲、话剧等，探索采取动漫、短视频等年轻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以更潮更燃的方式“圈粉”年轻党员、干部。聚焦家风建设，大力宣传清风传家、廉洁世家等典故，讲好廉荣贪耻的道理，真正触及党员、干部及其家属的内心共振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三是打造廉洁文化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廉洁题材节目纳入“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推动刊网端微号协同发力，打造廉洁传播“强场域”。创新沉浸式体验场景，运用VR、AR等技术，建设廉洁文化数字展馆。构建精准适配推送机制，结合干部履职经历、学习偏好，在入党入职、职务变动、履职行权、家庭变故、离职退休等重要节点，精准推送纪法条文、贴近性案例和廉洁典故。

四是构建廉洁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布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体部署，制定年度任务清单，推动责任从“纸面”落到“地面”。探索推进廉洁文化创作“揭榜挂帅”，支持优秀廉洁文化题材作品参加“五个一工程”奖等重大文化艺术奖项评选，推动廉洁文化作品提档升级。健全廉洁文化建设成效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考评指标体系，统筹评估廉洁文化作品阅读量、转发量、完播量以及传播实效，将廉洁文化建设情况作为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述责述廉重要内容，形成“部署—落实—考核—问效”完整工作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