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润清／文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是安徽最具标志性的“五大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标本和典型代表。
安徽“五大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聚着安徽人民的勤劳创造与观念表达，是安徽先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和安徽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重要成就的集中体现。对于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丰富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兼收并蓄等基本特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做好安徽“五大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和核心价值，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安徽文化强省建设的现实需要。
文化概念及其与文明的关系
文化和文明是人类的劳动创造与智慧结晶，没有人类史就没有文化史，没有文化史就没有文明史。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是对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起源、形成、发展历程及其传承递进关系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均源于对野生动植物的狩猎和采集。经过长达几百万年的生存实践，在距今12000年前后——亦即全新世到来之际，人们终于发现，植物的果实能够从土地上重新长出来，于是有了原始农业；被圈养的动物会下小崽子，于是有了原始畜牧业。从此，人们可以过上自主选择环境、或定居或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的，是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由此开启。
新石器时代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和伟大变革，代表了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最初的规律性认识，是一万年文化史的发端。
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是文化概念的初始内涵和首要特性。对规律性认识进行总结并提炼升华得到的理念和思想，包括经验总结、公理定律、哲学智慧、历史借鉴等精神内核，是文化概念的本源。
文明是对社会进步状态及其要素构成的概念表达。西方学者提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有文字、冶金术、城市“三要素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阶级社会、国家的“五要素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认为，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都邑性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人权、神权与军权的统一）和国家。根据这一标准，距今约5800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古国时代，其后经夏商周青铜文明、秦汉至明清王朝文明发展到中国近现代文明。
综上，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文明是文化指导实践的结果。所谓“以文化人”，就是通过文化学习并运用于实践，进而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
文化与文明是因果传承、递进发展的关系，是精神内核与实践成果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文化成就文明，看得见的是文明，看不见的才是文化。
安徽“五大文化”的核心价值
徽州文化是唐宋至明清时期以新安理学、徽商精神、徽州教育以及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剧、徽菜、民俗、方言等为代表的徽州经济社会、科学艺术、文化思想的集大成之学。
徽州文化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理念，将儒家伦理下沉为乡土规范，堪称儒商共生、礼法合治的乡土文明典范。其天人相契、因地制宜的宇宙观，修身齐家、家国一体的天下观，宗法为本、礼法合治的社会观，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道德观，崇文重教、守正创新的文明观，不仅维系了古代徽州的长期繁荣，而且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徽州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五代十国以降，北方世家大族避乱南迁或官居徽州，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思想理念带到徽州，并与当地土著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互鉴融合，为徽州文化的产生奠定了深层次的文化根基。
徽州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聚族而居的社会特点，成为徽州宗族发展的土壤和基础，造就了徽州血缘家族的凝聚力，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互帮互助成为徽州宗族和乡土文化的鲜明特征，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家风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徽州文化的崛起有赖于徽商精神的支撑。生存的困境与商海的历练，成就了徽商坚定执着、无怨无悔的敬业精神，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客户至上、信誉为本的诚信精神，审时度势、洞察先机的竞争精神，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白天经商、夜读《论语》的儒商精神，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勤俭精神，重义轻利、回馈社会的奉献精神，家国一体、荣辱与共的爱国精神，心胸开阔、放眼天下的开放精神。徽商精神为徽州文化的形成夯实了精神土壤。
徽州文化的兴盛得益于其良好的社会机制。“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商而好儒、崇文重教、以儒入仕、仕促商学，商、学、儒、仕一体，互促共进，耕读传家，奠定了古代徽州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社会机制。
安徽长江和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都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对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进程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安徽长江流域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繁昌“人字洞”、宣城陈山、和县龙潭洞、东至华龙洞、巢湖银山等大量旧石器地点的发现和古人类化石的出土，与长江中上游和我国其他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发现互为补充和印证，为“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和“东亚直立人到现代人连续进化说”提供了科学实证。
安徽长江流域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繁昌缪墩、郎溪磨盘山、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怀宁孙家城等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关键节点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发现，距今约7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展现了安徽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古国时代的生动图景，凸显了史前安徽长江流域在自然资源和区位交通等多方面的优势。
安徽长江流域也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高地之一。斗鸡台文化巢湖类型的确立，点将台文化遗存在马鞍山等地的发现，揭示了安徽长江两岸夏代的文化面貌。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的历史追溯到夏代晚期。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确立，反映了中原商王朝与安徽长江流域的密切联系；湖熟文化遗存的发现，厘清了周代吴文化的主要源头。周代淮夷方国、吴、越、楚等文化遗存，特别是铜陵、芜湖、池州等地铜矿冶铸遗存的大量发现，展现了周代安徽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兴盛。
安徽淮河流域是我国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研究的核心地区之一。濉溪石山孜、蚌埠双墩、禹会村、固镇垓下等中心聚落遗址和城址的发现，距今约9000—4000年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揭示了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区域之间及其与海岱、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勾勒了安徽淮河流域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基本过程和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模式，展现了从一万年文化史较早阶段到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期安徽淮河流域的基本图景，实证了该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发现，与文献反映的历史相互印证，并与皋陶、管子、鲍子、老子、庄子等著名历史人物相辉映，为研究淮夷方国、钟离、蔡、吴、越、楚等国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青铜冶铸工艺、葬俗礼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中原王朝与江淮地区的密切联系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凸显了安徽淮河流域的丰富资源与厚重人文，特别是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的区位优势和在“金道锡行”中的重要地位。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重要发现，与《淮南子》等著名历史文献互补，展现了古代安徽淮河流域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大运河文化是安徽运河沿线地理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创作、行为规范、思想观念的历史积淀与传承。
以漕运沟通南北、以流通创造价值，尊崇国家一统、以通为要、农商并重，以物质流通带动文化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大运河文化的核心内涵。
大运河文化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水协调、利用自然的宇宙观，南北一体、家国同运的天下观，开放包容、协同发展的社会观，诚信守约、协作共赢的道德观和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文明观。
黄梅戏通过真善美的人物形象塑造、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场景布设，风趣幽默、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刻感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友善、知行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安徽乡土戏曲艺术和民俗文化的珍贵标本。严凤英、王少舫等艺术大师塑造的《天仙配》《女驸马》等是最具代表性的黄梅戏经典。
黄梅戏之所以长盛不衰、备受人民群众喜爱，一是唱腔质朴清新、通俗易懂，曲调婉转流畅、柔美抒情，没有晦涩腔调，接近民歌小调，朗朗上口、易学易唱，特别贴近普通百姓审美。二是语言生活化，乡土气息浓厚，唱词说白朴实自然，多用口语化表达，亲切生动，充满乡土风情，让人一听就懂、一唱就爱。三是表演自然细腻，情感真挚，重抒情、重人物内心，擅长表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极易引发情感共鸣。四是题材贴近民生，多以民间故事、家庭伦理、男女爱情、善良正义为主题，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充满人文关怀。五是风格温婉和谐，雅俗共赏，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民歌的清新，老少皆宜，受众极广。
协同做好安徽“五大文化”研究
安徽“五大文化”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深入研究并结合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安徽“五大文化”研究是一项极其浩繁复杂的长期性、系统性文化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社会参与度和关注度高，需要相关方面凝心聚力、协同作战。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要明确牵头负责的组织管理部门和协调机构，加强相关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和相关社科组织的协同配合，编制《安徽“五大文化”研究总体规划》，明确安徽“五大文化”基本概念、时空范围、内容分类、课题设置、成果形式及转化路径，按照全省“一盘棋”的思路进行整体布局，立足长远，久久为功。
二是要建立协作机制。构建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体系，建立资源、设备、信息、成果共享机制，统筹团队构建和人才使用，明确责任分工，实现优势互补。
三是要统筹课题规划。规划安徽“五大文化”源流谱系、内在联系及其与中原、海岱、江汉平原、太湖流域、宁绍地区等周边区域的关系，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标识体系构建，成果转化及文旅融合发展等系列研究课题。
（作者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