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彬／文
“新安大好山水”，孕育了“理学文章山水幽”的独特气韵，历史上逐步形成“新安山水甲天下，理学第一，文章第二”的文化生态与表现形式。历经千年积淀与演变，徽州最终铸就“学成派，商成帮，鳞次栉比马头墙”的鲜明文化标识，成为中国区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典范。始于20世纪初的徽学研究，最初主要将徽州文化置于区域文化语境中展开；历经近百年深耕细作，学界对徽州文化的认知不断深化、内涵日益丰满，为新时代进一步阐释其价值、挖掘其底蕴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第二个结合”催生的理论创新与思想解放，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的内在理论需求，学界对徽州文化的认识与阐释，已然超越传统区域史研究的范畴，步入全新阶段，迈向更高层次。
首先，徽州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征之一，更是审视区域文化对中华文明整体贡献的核心维度。在既有学术共识中，徽州文化通常与敦煌文化并列为以地域命名的显学；若从文明连续性视角深入审视，特别是以文书作为载体来看，更能明晰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与互补价值。敦煌学以佛教文书为主导，集中反映了宋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实态；徽学则以百万计的徽州文书为核心资料，直观呈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丰富生活图景。两者从文书层面相互衔接、彼此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连续性形态，成为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文献佐证。
徽州素称“文献之邦”，“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是徽州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它们从不同维度完整记录了宋代以降徽州区域社会的连续历史。徽州文书涵盖政务运作、赋役征收、契约往来、文教传承等多个领域，堪称记载传统乡村社会实态的“活化石”，清晰勾勒出宋元以来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脉络与发展轨迹。5000余册的鱼鳞图册，完整反映了从南宋绍兴、元代延祐，到明代龙凤、洪武、万历，再到清代、民国时期的土地经界活动，为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2000余部徽州家谱，系统记载了从宋代直至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彰显了宗族伦理在基层社会的深远影响。数百部方志，从宋代罗愿《新安志》到民国时期的《黟县志》《歙县志》，则从官方视角连续记录了基层社会治理、民间生活百态与地域文化演进，与文书、家谱形成互补，构建会通因仍的史料体系。
更为珍贵的是，徽州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因子，至今仍以完整体系展现出强劲的传承活力。徽州文献赖以产生、发展的传统乡村社会，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消解，而是以传统村落的活态形式延续至今，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触摸、可进入、可实证的直接场域。呈坎村的宋代长春社、元代罗会泰宅与明代罗东舒祠，历经岁月沧桑依然保存完好，静静诉说着徽州建筑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印记；西递、宏村、唐模等古村落，原住民世代居住，古水系、街巷格局、宗祠民居仍在日常使用，让千年文化在烟火气中得以延续。从宋代至民国近千年的集成式文献传承，加之数千处实物遗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正是基于深厚的底蕴，徽州文化的影响突破了一隅之限，成为超越区域，影响全国的文化传承。
其次，徽州文化具有超越区域的全国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界多以“大徽州”“小徽州”的圈层传播方式解读其影响力，其底层逻辑仍立足于区域史的范畴；事实上，徽州文化的影响力绝非局限于一隅，而是辐射全域、遍及全国，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走向。在思想与学术层面，徽州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元明清三代国家的思想走向与学术范式。程朱理学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是国家价值观、伦理体系与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思想基础；而新安理学作为程朱理学中最稳定、最系统、跨越时代的重要传承脉络，不仅坚守理学核心要义，更推动了政治哲学的重心下移，将抽象的儒家义理、国家价值渗透到民间社会，与国家推行的乡约、民间崇尚的家谱紧密结合，将“天理、忠孝、仁义、诚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乡土伦理，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典范样本。此外，以江永、戴震为代表创立的徽派朴学，力矫空谈义理的学术浮风，确立“无征不信”的实践研究理念，推动传统学术向实证化、科学化转型，重塑了清代后期的学术研究范式，为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转型注入了重要思想基因。
在商业层面，徽商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商业文明的塑造。明清之际，徽商以盐业、茶业、木业、典业为核心，“无货不居、无远弗届”，以长三角地区为基地，依托大运河两岸、长江沿线的交通优势，逐步向内陆腹地与边疆延伸，构建起覆盖全国的商业网络，深刻改变了国家经济地理板块与城乡经济结构。“无徽不成镇”的俗语，生动诠释了徽商在市镇兴起与发展中的核心推动作用，其商业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成熟。与此同时，徽商在财税方面的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军事活动乃至国家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徽商秉持“贾而好儒”的核心理念，将儒家思想中的“诚实守信”“义利兼顾”理念融入商业经营全过程，成功化解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儒家伦理与商业理念之间的矛盾，构建起以国家担当、社会责任与诚信为本的独特商业文明价值体系，徽商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而思想学术与商业实践的双重成就，背后正是徽州文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这份体系化的文化创造，更成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样本。
最后，徽州文化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典范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虽是时代使命，但揆诸历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来都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常态，徽州文化的千年演进便是这一常态的生动写照。自东晋以来，随着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中原文化与徽州本土文化深度交融，以中原经典文化为底蕴、兼具地域特色的体系化徽州文化逐步孕育形成。重视经典传承的中原文化，成为徽州文化的精神底色——从徽州宗族世代坚守经学的传统，到朱熹对“四书”的系统阐释，再到新安理学的广泛传播，直至徽派朴学回归儒家经典的实证研究，徽州文化始终以中原文化经典为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坚守中华文明的核心立场。
宋元以降，徽州文化在传承中原经典文化的基础上，开始自觉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体系。以朱熹为思想旗帜与精神领袖，徽州文化开启了从“地域名称”向“文化核心概念”的转型进程：元代《新安大族志》、明代《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从宗族传承与人文源流层面，确立了徽州文化传承中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新安学系录》从学术流变出发，厘清了徽州文化的哲学主导性与学术传承脉络；《新安文献志》则以学术传统、精神品格及地域特征为内核，将徽州文化从单纯的地域概念升华为自成体系、逻辑自洽的区域文化形态。
徽州文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思想学术层面的系统性、完整性与逻辑性，更核心的是其深度扎根生活、紧密贴合实践的鲜明特质，凸显出浓厚的人民性与强烈的实践性导向。思想、学术层面的知识体系并非悬置于空中，而是不断下沉民间，将系统的价值观念、伦理标准转化为民众可理解、可遵循的生活知识与应用场景——在这一过程中，徽州孕育了大量儒商、儒医，对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与新安医学；对天人关系的深刻理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则转化为徽派建筑、新安画派的艺术实践，形成了兼具哲学底蕴与地域气韵的区域文化知识体系。
从思想学术到生活实践，徽州文化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土壤，又彰显出鲜明的区域原创性，其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逻辑自洽、内涵丰富、实践导向鲜明，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典型区域样本。
如今，徽州文化通过文旅融合、数字化传承、文创创新等多种形式焕发新生，持续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区域发展注入活力，真正践行了“新坐标”的时代价值，也为挖掘区域文化价值、传承中华文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启示。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