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安徽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缩影，也是长江文化基因的延续。新文化运动自北京等中心城市开启，随后在全国呈蓬勃发展之势，与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接受高度相关。安庆与芜湖等沿江城市因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中心，孕育了一批积极推动安徽文化改革的进步人士，安徽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区域。新文化运动在安徽的发生、发展与壮大，与长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近代革命运动中的皖江基因

安徽长江文化融合了多重文化元素，为思想的碰撞与多元化提供了土壤。从全国范围来看，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从北京（北方）向上海（南方）的重心转移，而在南方各省的传播中，则以各省的沿江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安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尤以安庆和芜湖为胜。地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呈现出沿江分布的特点，并非偶然。

安庆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港口城市，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设为省治以后，成为安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安庆自古文风昌盛，近代以后更是成为皖南教育中心，除官学外，亦设有大批书院，汇集大量文人志士。芜湖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被称为“皖南门户”，晚清取代镇江成为“四大米市”之一，是皖东南的商业重镇。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被列为四大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重要据点。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省内的革命力量常在安庆、芜湖一带活动，与这两座城市的政治、经济以及交通位置有很大关联。

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作“安徽爱国会演说”，安徽近代以来的革命活动由此肇始。此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安徽知识分子在安庆地区办学社、办报纸，将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安庆地区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革命运动。随着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作者群逐渐扩大，来自六安的高一涵、合肥的刘叔雅、寿县的高语罕、桐城的潘赞化均在作者名录中，日后与陈独秀共同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也是皖南绩溪人。新文化运动天然地携带了“皖江基因”，长江文化所孕育出的包容、革新、勤勉精神被这些知识分子从皖江带到北京，再经由《新青年》向全国散播，参与了时代精神的塑造与传播。

沿江城市的教育革新与知识传播

安徽的近代教育革新自晚清始。以1898年在安庆创办的求是学堂为标志，各类新式学校广泛开设，呈现出从长江沿岸大城市向内地扩散的特征。仅从小学堂来看，安庆一地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起至辛亥革命（1911年）的十年中，所建官立、公立小学堂就有54所。高等学堂中，求是学堂1901年改建为求是大学堂，1904年改为安庆高等学堂；1906年原安庆府试院改为安徽省立师范学堂，1911年改为安徽省优级师范学堂；1906年，原培训已仕候补官员的课吏馆改办为官办法政学堂；1906年安徽将校研究所创办，次年改为安徽讲武堂。芜湖地区初、中、高等教育较完备，其中1904年枞阳人李光炯在湖南创办的旅湘公学次年迁至芜湖，改为安徽公学，成为辛亥时期趋新人士的主要集结地；1903年皖江中学堂创办，后改名为安徽省立五中，“五四”时期成为地区性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从人员流动来看，这些学校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容纳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二是培养了大批有志向的青年学生，由此形成了新文化的代际传播局面与在地化实践可能。以芜湖为例，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到中心作用的是“两个学校，两张报纸，一个出版发行机构”，两个学校即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二农”）、安徽省立五中，两张报纸为《安徽俗话报》《皖江日报》，一个出版发行机构为科学图书社。

“二农”的前身为安徽公学，五中前身为皖江中学堂，两校均以新学为主要教学内容，早在民国前即汇集了大批晚清革命志士，刘师培、苏曼殊、张伯纯、陶成章、柏文蔚、陈独秀都曾在安徽公学任教，“岳王会”也在此校诞生；皖江中学堂在民初一段时间则与安徽公学师资共享，两校在宣扬革命思想、传播民主理论方面形成了合力。“五四”前后，刘希平、高语罕、董亦湘、郑太朴、时绍武、武可权、沈泽民等均在五中任教，为后续新文化的持续发展播下了火种。1919年5月，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主体即为二农、五中师生，蒋光慈、阿英、李克农等知识青年就是从这里走向上海，开始革命事业的。

科学图书社创办于1903年，是芜湖当时唯一售卖发行新书报的新式书店，并逐渐成为安徽各地新式书店的进货处，也由此成为新文化在安徽的传播中枢。它所发行的《安徽俗话报》为安徽早年的民主革命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皖江日报》则在安徽新文化的推广与传播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些报刊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既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回应，也通过长江水道形成了安庆—芜湖—上海这样的信息传播渠道，使新文化的在地实践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形成广泛的文化共同体。

工人运动与思想觉醒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机器局（内军械所），中国近代机械业、造船业自此开启，也为安徽奠定了最初的工业基础。1877年，官商合办的煤矿企业池州煤矿出现，机器轧米面业、纺织业、交通业等也在长江沿线城市次第出现。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力度加大，民族工业濒临破产。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安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从长江沿江地区、矿区和铁路沿线先后诞生的。新文化运动后期，我党早期党员、时为省立五中教师的高语罕曾在《新青年》详细撰文介绍芜湖的劳工薪资、工时、伙食等，可见工人阶级的力量很早即为新文化知识分子所注意。1919年5月7日，当芜湖学生响应北大学生号召上街游行时，店员、人力车夫与码头工人也加入进来，汇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1919年6月11日，安庆举行总罢市，两千多名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罢工示威，把安庆港变为死港。1922年，芜湖爆发人力车夫大罢工，学联代表及工人代表一百多人赴警察厅请愿，提出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及车行加租等四点要求。在人力车夫罢工的影响下，芜湖成衣工人、制纸工人、纱厂工人先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各行工人罢工持续半年之久，形成了安徽工人运动的高潮。

早期工人运动是与学生运动相配合的，工人的觉悟则与接受教育和阶级启蒙的程度相关。“五四”时期，芜湖学生运动高涨，极大地调动了工人参与的积极性。学联及各校进步师生深入社会、深入工厂，以办学的形式加强与工人的联系，在芜湖先后创办了工人夜校、第一商业学校、义务学校等，生源多为当地工友。高语罕所编写的讲义成为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后以《白话书信》的书名出版，成为“五四”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名畅销书。

工人运动在“五四”时期所展现出的积极进取、顽强抗争精神，既是时代精神在工人群体中的体现，也是长江文化在近现代历史变革中应时而变的体现。长江流域的近代化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龙头作用，也为日后革命力量的成长与壮大提供了依据。我们要保护好、开发好长江文化，为研究民主革命历史挖掘新的视角，为理解近代中国变革探索有效路径，推动长江文化的全方位、跨学科研究，实现思想资源的当代转化。

 （作者单位：合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