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作为“人类天才创造力的杰作”、有着“世界第一运河”之称的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组成，以下简称“大运河”），位于中国中东部，沿途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等八个省级行政区，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持续利用时间最久的一条人工运河，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缘起：隋炀帝的旷世“杰作”
一部运河史，半部中华文明史。
众所周知，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杰作，“以其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与勇气，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之下难以想象的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之一。
作为串联起吴越、淮扬、中原、齐鲁、燕赵、京津六大文化，推动着不同文化互动融汇，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大运河，是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缩影，已成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主要包括两大人工水系——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
且不说被誉为“帝国的生命，流淌的智慧”的隋唐大运河，其兴盛与衰落、辉煌与覆灭历程究竟给后世带来了哪些警示与镜戒；也不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到底是为了满足游幸江南的一己私欲，还是为天下苍生着想；也不说他主持开通的大运河，首次实现南北大贯通，结局是“千秋伟业”还是“亡国之举”；就以这个“人”字形、有着“一河水，几世繁华”之称的伟大工程而言，在短短六年时间（605—610）里，硬生生开凿了一条长达2700公里的超级水路，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形成了“三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五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基本格局，像母亲一样滋养和哺育着两岸城市和人民，书写了古代中国的“水上高速”传奇！而这条在《宋史·河渠志》看来发挥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重要作用的交通大动脉，历史性地把“一江春水向东流”变为“一江春水向北流”，这无疑是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更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
肇始：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风帆接南北，烟波阅古今。
毋庸置疑，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通济渠（又称汴河、汴水、汴渠）无论从规模、长度还是地理位置上讲，在整个隋唐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据命脉地位；作为通济渠关键组成部分的大运河安徽段，承上启下、连贯东西，全长约180公里（其中有水河段约47公里，地下河道遗址约133公里），主要沿国道343分布，流经淮北市濉溪县，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安徽地域文化特质。
虽然大运河安徽段蕴含着深厚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时代价值，已成为安徽“走得出、立得住、叫得响”的核心文化品牌之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与内涵。因此，柳孜运河遗址被发现，在国内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1999年12月8日，《中国文物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有大发现：一批唐代沉船、一座宋代石筑码头、大量唐宋名窑瓷器重见天日》的长篇报道。2000年5月30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指出这些从当年全国进行的400多项考古项目中遴选产生的十件之“最”，集中体现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新成果，对于描述中华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恢复历史原貌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强调指出：
在安徽淮北市进行的隋唐大运河考古，也是去年考古项目中收获颇大的一项，在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了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码头。这是在运河内首次发现如此之多的沉船，也是第一次发现隋唐大运河的建筑遗迹。发掘中出土的大量唐宋以来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
现状：湮没的辉煌
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有目共睹，从繁华走向落寞的大运河安徽段，现如今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在地表上看不到往昔千帆百舸的盛景，更听不到纤夫嘹亮的号子声，只能靠考古挖掘来证明它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还曾经盛极一时。至于它是如何从“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变为从“地下”走出的辉煌，其缘由则是天灾人祸兼而有之。
一方面，由于通济渠取水于有“一石水，六斗泥”记载的黄河，大量泥沙沉积导致河床抬升，两岸大堤随之不断加高，逐渐形成“地上悬河”，正所谓“汴水浊流”；加之“北宋一代，黄河泛滥最为频繁，167年间，泛滥的年份就达67年之多，为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黄河肆虐侵入汴河，加剧了河道淤塞。
另一方面，“靖康之难”后的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为了阻遏金兵大举南侵，采取“以水代兵”战法，命令东京留守使杜充故意掘开黄河大堤，让犹如脱缰野马的黄河水沿汴河东南袭来，泥沙在河道逐年沉积，久而久之，河床越来越高；加之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国家政治中心转移，伴随着漕运终结，对河道的疏浚维护也告停止，最终导致汴河在元代泰定年间（1324—1327）湮废，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提起大运河，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至今仍然部分通航的“京杭大运河”，但殊不知还有一条湮没在历史与黄土之中的“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中下游)，初称通济渠……其自隋代始兴、唐宋鼎盛、南宋以后逐渐衰败，曾经的辉煌也渐渐为人所淡忘，甚至后人对其下游的具体流经线路也模棱两可。留给世人更多的是在唐诗宋词中寻章觅句、凭吊怀古。好在近些年来，各地开展了多次重要的考古工作，从而使我们能一睹隋唐大运河的风采。
愿景：从“一产”到“一带”“一园”
征程万里云鹏举，敢立潮头唱大风。
不言而喻，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流动的文化博物馆”，不仅是时间上的流淌、空间上的绵延，还是润泽百姓的水脉、传承历史的文脉；大运河文化作为“文化创造力量”所促成的文化体系，从21世纪初开始，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和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中国文化标识。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成功晋升为世界遗产（简称“一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水利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国家领土的统一，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其中，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安徽省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皖北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2019年5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发布，作为国家首个区域文化战略的大运河文化带（简称“一带”）横空出世。同年12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简称“一园”）正式开建。从总体上看，上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事件走过了从各自独立到彼此融合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日益成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可见，被誉为“人间奇迹”“人工天河”的大运河，既是先人的卓越创造,也是地理的奇特景观。大运河从开凿至今，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中华大地，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奔涌不息的运河之水，则犹如汩汩流淌的大动脉，沟通南北，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前瞻：打造“最精彩的一段”
当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不断创新保护传承利用的方式方法，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安徽模式”，努力推动“一产”“一带”“一园”融合发展，让古老的大运河重获新生，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
一是谋划一批标志性项目，推动大运河“一带”“一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如适时启动国道343改迁工程，促成柳孜运河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推进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宿州市汴河博物馆、泗县博物馆等改（扩）建，提高规模档次和展陈水平；在柳孜运河遗址或通济渠泗县段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建立中国隋唐大运河考古与研学基地；把“大运河安徽段百里画廊”项目纳入“旅游能级提升工程”中，把泗县活水遗存段蝶变为最美“城中河”；将濉溪县“柳孜—百善—临涣”运河文化展示带打造成国家4A级以上景区，使之成为“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的“第一品牌”。
二是探索构建“错位+协同”模式，以大运河文化“磁场”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充分把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机遇，加大“以文化认同驱动一体化发展”“用区域发展提升大运河文化凝聚力”的力度，运用多媒体、多形式、多手段，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城市建立大运河文化价值认同机制、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机制、文化旅游协同工作机制，走好“扬长避短、错位发展”路径，最大限度释放联动、协同、聚合效应。
三是水脉与文脉融通，推动大运河文化品牌在安徽“出圈”“出彩”。以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为龙头，突出隋唐胜迹、运河要冲主题，集学习教育地、文化休闲地和旅游目的地于一身，做好“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听得见、看得着、可触摸”，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大运河文化旅游“火起来”，推出一条古今文化交融、传统现代交织的大运河文化体验之旅。
四是筑牢“根基底座”，用大运河文化赋能皖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整合皖北老庄文化、楚汉文化、淮河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突出“活化”传承发展和合理适度利用，全方位展示运河遗存承载、流淌伴生、地域积淀和历史凝练的文化，扎实推动运河文化和区域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将大运河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安徽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让运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
（作者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