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是具有千年历史稳定性和重大社会影响性的区域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坐标体系上具有独特价值和显著地位，彰显出国家标识性意义。
徽州文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
徽州文化的区域性很强，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区划空间的千年稳定性。“徽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概念，其区划空间特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后所辖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明代以后俗称“一府六县”，一直保持稳定，直至民国。当下的行政区划，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四县归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归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归属江西省上饶市。2008年开始建设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其行政区划就是以清末徽州“一府六县”为基础，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总人口200余万。
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徽州介于万山丛中，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独立，所谓“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水系上，以黄山山脉为南北分水岭，南坡有流向东南方向钱塘江流域的新安江水系，有流向西南方向鄱阳湖流域的昌江水系和乐安河水系；北坡有直接流入长江的青弋江水系和秋浦河水系。其中新安江为钱塘江上游，古称“浙江”“渐江”，为徽州的“母亲河”。自古徽州就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生态环境极佳。
文化现象的多元一体性。徽州地处江南，春秋属吴，吴亡属越，越灭属楚，秦时始设黟、歙二县。土著人是越人，西晋之后，随着北方中原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迁入，土著越人与中原客人充分融合。南宋以后步入“徽州时代”，社会稳定，文化发展，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印刷出版、医药卫生等领域，以及在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传统工艺、风俗民情等方面，徽州人都有非凡创造和突出表现，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不是随机杂乱的，而是源于同一主体的创新创造，多元一体，有着自己内在的整体性，构成了“徽州文化”体系。徽州文化对内有共性，对外有个性；既具有自身超强的凝聚力，也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核心区是古徽州的“一府六县”，形成“徽州文化圈”，徽州的周边受其辐射影响，成为“亚徽州文化圈”。
徽州文化具有显著的文化标识
徽州文化是发源于徽州区域，并由此辐射和影响全国的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其中存在许多文化标识，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具有国家性的象征意义，彰显出高度的文化辨识度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是文化地理标识。它直接产生于徽州区域，千百年来受到外界普遍认同，至少有六大项。其一是“程朱阙里”，徽州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且皆出自歙县篁墩。其二是“东南邹鲁”，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在任徽州司户参军期间，就写诗将徽州比作“邹鲁”；到了元代，徽州已有了明确的“东南邹鲁”之誉，为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的代名词。其三是“礼仪之邦”，徽州人宗族管理上遵依朱子《家礼》，人际交往上奉行“礼让之先”，乡村治理上践行“礼法兼治”，所谓“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其四是“人文辈出”，徽州在宋代以后“名臣辈出”，元明清时期更是“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其五是“文献之邦”，儒风独茂，所谓“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明代早中期时，徽州就有“文献之邦”美名。其六是“徽商故里”，自南宋以来，徽州持续为全国各地输送商业人才，形成了影响力最大的商帮，足迹遍天下，明清时期曾创造“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业绩，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徽州这些文化地理标识皆是历史上形成并获得人们广泛认可的，有的就是出自官方的认定。它们皆源自于徽州自然地理、社会和文化生态本身，具有文化性质的独特性和地理空间的唯一性。
二是文化形态标识。南宋以后，徽州人几乎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在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深刻创造与发展，以至于形成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流派。除商业经营上的“徽商”外，历史上得到认同的流派还有：哲学上的“新安理学”，形成于南宋，开山鼻祖即朱熹本人；经学和考据学上的“徽派朴学”，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绘画艺术上的“新安画派”，为明清以来中国山水画艺术的一座高峰；篆刻艺术上有“徽派篆刻”，曾在明清中国篆刻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雕版印刷上有“徽派刻书”，始于南宋，兴于明清，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版画艺术上有“徽派版画”，兴于元明，延至民国，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戏曲艺术上的“徽剧”，是国粹京剧的前身；建筑工艺上有“徽派建筑”，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实现了中国北方平原地区四合院与南方山区干栏式两种建筑形式的有机结合，社会影响极大；传统医学上有“新安医学”，形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为我国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上有著名的“徽菜”，精选材料，强调原汁原味和兼顾各地口味，曾被誉为“中国老百姓认为最好吃的菜”，现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文房四宝则有著名的“徽墨”与“歙砚”，元代之前还有“澄心堂纸”和“汪伯立笔”，皆为贡品，深受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喜爱；雕刻工艺上有徽派砖雕、木雕、石雕，并称“徽州三雕”，其工艺在今天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形态皆是历史上形成且获得社会认同的，各个形态完整，内涵和外延确定，既具有鲜明的徽州特色，更是在各自领域影响深远，成为显著的文化标识。
三是历史名人标识。徽州的历史名人众多，许多人在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重要地位，曾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南宋以后，具有标识性的人物有南宋大思想家朱熹，元代著名理学家郑玉，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和政治家朱升，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杰出的医学家和新安医学奠基人之一汪机、著名军事家和抗倭英雄胡宗宪、著名医学家和《古今医统大全》编纂者徐春甫、著名戏曲文学家汪道昆、珠算大师程大位、著名出版家和发明家胡正言、著名制剪工匠张小泉，清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江永、著名医家和《医宗金鉴》编纂者吴谦、“乾嘉学派”之皖派领袖戴震、著名理财家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著名徽商胡雪岩，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和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者詹天佑，近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黄宾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等。这些徽州历史人物还仅是庞大徽州人才群体中的极小一部分，他们或在正史里有传，或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里有条目，每一位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其学术思想和业绩，不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徽州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徽州文化是地方区域性文化，但价值和影响却是普遍性与全国性的。立于中华传统文化大的坐标体系上考察，可以发现徽州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一是中国汉民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承的突出代表。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徽州境内山多地少，早期生活的土著越人在生产方式上是持钺而作，刀耕火种；西晋之后大量中原士族迁入，最终“反客为主”，直接将中原文化移植到徽州，并结合徽州山区的实际与特点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人们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山区村落；各宗族注重血缘、强化宗族管理，形成具有唐宋遗泽的宗族社会。在文化教育上，崇文重教，传承与传播儒家文化；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上，延续中原汉族习俗，恪守朱子《家礼》；在生产方式上，引进中原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徽州山区农林业的开发，农业生产大量使用铁农具和普遍推行深耕细作，并将中原“堰塘式”农业灌溉技术与徽州山区地形结合，形成极具徽州特色的“堨塘式”山区灌溉农业，等等。如此状况，宋代时业已形成，之后一直延续。农耕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底色，内陆中原山区农耕文明是徽州文明的主色调，汉文化圈山区农林经济一直在徽州占主导地位，它自我传承，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植入旅游业，构筑与开创了徽州旅游经济与文化，但本色没有变。
二是南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中国传统社会从宋代以后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徽州社会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徽州文化在南宋时期开始形成，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几乎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文化领域，徽州人都有自己的建树，这些流派呈系列性和整体性，各个都是与时俱进的产物，都是吸纳相关领域的积极成果之后又融入自身的内容与特色，最后形成代表时代发展前沿的成果，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和先进性，曾各领风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辉煌性，体现出它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投影；同时，又由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影响性，决定了它是典型缩影，成为主流形态，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典型标本。
三是中国传统乡村民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展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曾占了绝大部分。徽州属于农村，并且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典型山区农村。徽州文化就是徽州山区农村老百姓在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实践中产生的，反映的是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尽管它具有典型性和辉煌性，但这种典型是一种切近于基层社会的典型，其辉煌也是一种根植于平民百姓的辉煌。徽州文化是由千千万万的徽州老百姓立足现实的创造，其创造的动机，未必是出于一种崇高和伟大，而是为了生存与发展；创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卓越和永恒，而在于一种适意与平凡。徽州文化不是帝王文化、仕宦文化，也不是市井文化、学院文化，它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乡村平民百姓的一面，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此体现了徽州文化的人民主体性。
四是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厚实积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其经历了先秦孔孟儒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儒学和两宋时期理学三个发展阶段。而理学的奠基者是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故理学又称“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思想，不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更是让儒家思想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徽州是“程朱阙里”，对此，徽州人无比自豪，怀着深深的“阙里情结”，背后则是儒家文化在徽州乡村民间的厚实积淀，尤其是朱子思想的影响在徽州至深至切，朱子《家礼》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社会及家庭仪礼范本，成为各宗族制定族规、家法的依据。儒家文化价值观构成徽州人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与核心，朱子之学也就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体现了徽州文化的文化主流性。
徽州文化是具有国家标识性意义的文化，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了安徽特色，是安徽最为重要的一张文化名片。
（作者为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