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赴任南康知军，刚下轿便询问《南康志》，留下“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治理佳话。这一典故经毛泽东同志援引提倡，沉淀为中国共产党尊重实际、扎根群众的治理传统。当下，我们正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各类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不少干部习惯凭“旧经验”应对“新挑战”，用“想当然”替代“深调研”，导致部分治理举措脱离实际、收效不佳。“下轿问志”这种沉下心来摸清地方“家底”、找准治理方向的“笨功夫”，是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体现着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基本精神。

“下轿问志”的核心是锚定实际，打破主观臆断。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系统记载着地域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土民情和施政得失，是前人实践经验的结晶，更是破解“信息差”、校准认知偏差的重要载体。很多时候，干部到任后急于打开工作局面，总想“烧三把火”树形象，却忽视了地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群众的真实诉求，把过往经验生硬套用到新岗位，把主观设想当作施政依据，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下轿问志”是一种态度自觉，要求治理者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主动向历史学习、向群众请教。问志的过程，是把“自我认知”放到“地方实情”中校验的过程，是梳理地方发展“从哪里来”“走过什么路”“沉淀下什么”的过程，更是搞清楚“群众盼什么”“发展缺什么”“治理难在哪”的过程。通过这份系统梳理，搞清楚地方的优势在哪里、短板是什么，让治理认知真正扎根实际土壤，避免政策与实际“两张皮”，为后续施政筑牢实事求是的第一道防线。

“下轿问志”的价值在精准施策，找准因地制宜的实践支点。治理的生命力在于精准，而精准的前提在于对地域差异的深刻把握。志书是地方的“基因图谱”，清晰勾勒出此地区别于彼地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正是制定差异化治理举措的核心依据。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一刀切”“齐步走”问题，根源往往不是政策初衷不好，而是对地方差异的忽视。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文化传统存在差异，适用的治理路径自然不同。一份贴合实际的志书，能帮助治理者看清地方发展的内在逻辑，地方的支柱产业可能源自历史上的传统手工业，社会治理的难点或许与特定的历史遗留问题相关，政策的落地效果必然受本地文化心理和接受习惯影响。读懂这些内容，治理者才能明确发力点、找对突破口、避开风险点，让政策真正贴合地方实际。需要强调的是，“问志”的关键不在“读”的形式，而在“用”的实效。把读志当作“必修课”完成，笔记做得再漂亮，若不转化为治理实践，也只是“走过场”的表面文章。真正的“问志”，是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志书的历史积淀中识别地方特色，把这些特色转化为发展优势。既要把握地方相对“不变”的基底，比如核心资源、历史文化、社会运行逻辑；也要洞察时代带来的“变化”，比如新技术应用、新市场需求、新观念转变。在“不变”与“变化”的辩证把握中找到契合点，治理才是对地方内生力量的“激活”，才能实现基于历史积淀的创造性发展。

“下轿问志”贵在常态坚持。地方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浅尝辄止。“下轿问志”不应是履新之初的“一次性动作”，而应成为贯穿治理全过程的工作习惯。志书连接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群众核心诉求往往具有延续性，常读常思才能把握治理的连贯性，避免“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的短期行为，让政策实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把“问志”从“下轿时”延伸到“在任中”，体现的是对发展规律的敬畏，对人民负责的担当，更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理念的深化。实际工作中，治理环境不断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仅凭入职时的一次“问志”难以应对全程挑战。治理者要在日常工作中持续“问志”，把志书当作校验治理方向的“镜子”、谋划长远的“参谋”。在推进项目建设时，回望志书中的相关记载，更能看清历史上的成败得失，避免重蹈覆辙；在回应群众诉求时，对照志书中的风土民情，更能精准把握群众心理，让服务更贴心；在谋划长远发展时，研读志书中的发展脉络，更能遵循客观规律。将“问志”内化为治理文化，就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被短期成效迷惑，不被局部利益牵绊，以历史耐心和发展定力推动地方发展行稳致远。这种常态化的“问志”自觉，是新时代治理者必备的素养，也是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