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的背景下召开，但从政府到民间依然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议政热点从调整收入分配到改革医疗教育体制，从“房价高企”到“土地财政”，会场内外的众声喧哗所流露的紧迫感和殷切期盼，几乎可一言以蔽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3月14日《羊城晚报》）

　　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再到“好字优先”，直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好字当头”，从追求速度兼顾质量，到将质量摆在首位，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恰恰反映出“转变”的“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为何“推而不转”、“久推难转”？症结在于：体制障碍。

　　比如，资源性产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既不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更不体现环境代价，必然激励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产业盲目扩张。又比如，收入分配过度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长期短缺，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消费长期不振，内需动力不足。再比如，生产型增值税等追求税收增长而抑制企业技术改造，必然造成自主创新动力不足，经济难以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在上世纪末，一轮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基本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框架，为后来持续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体制基础。有的人据此认为，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无需根本性的创新改革，以后的工作就是修修补补。加上改革后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不易突破，一些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是难以撼动，改革的向前推进因此显得困难重重。然而，在当前悦目的增长数字背后，潜藏着透支未来发展的体制困境。几年前，研究转轨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钱颖一教授就提醒：“中国目前的制度水平可以支撑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需要弥合“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漏洞百出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因此中国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以提高制度的质量。”

　　一场突如其来且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凸显了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也凸显了现有经济体制的未臻完善。今年两会内外，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推进经济体制创新也时不我待。呼吁“第二次改革”的迟福林委员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要敢于决断，中央政府要有魄力和行动，比如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突破等。”

　　社会正凝聚改革共识，新一轮的改革进程也正重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早已渐次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教育体制改革方案已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广泛征询意见……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最后说道：“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