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发科的忏悔，诚意几何

漫画：徐简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即便去年9月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也无法重回昨天。不过相关报道中他的一句忏悔倒耐人寻味，即“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其潜台词很明显，如果监管严厉了，也就不会有倪发科的今天。这让人想起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他被执行死刑前也留下这么一句话：“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胡长清的遗言大概属于真实感叹。但当地媒体当年如果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监督他，胡长清不会恼羞成怒吗？同理，如果倪发科认可并接受监督，如果监督有效，他早就收手，何须组织早提醒或早处理？

其实，组织不是没提醒，只是倪发科忽略了提醒。据报道，2005年，安徽省委巡视组到六安市巡视时，听闻风声的倪发科便要求商人黄某某把他送的几幅字画先拿回去。两年后，倪发科居然又把字画要回来。2012年7月，倪发科得知可能被调查，于是将部分玉石退还给了商人吉立昌，两个月后以为调查停止了，不仅收回了之前退的玉石，还“忍不住”又顺手收了3块大的玉石……如此反反复复，倪发科与相关部门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难道安徽省委巡视组没提醒他？难道他不知道收取字画和玉石的后果？他心里门儿清，不然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送回字画和玉石；他也知道组织提醒了他，只不过抱有侥幸心理而已。

假如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市委书记时就收起贪欲，假如早在2005年安徽省巡视组到六安市巡视时，倪发科就金盆洗手，何至于此？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这足以说明倪发科升职后，根本就没把安徽省委巡视组的“提醒”当回事，而是变本加厉地贪腐。

不反躬自省，却把责任推向组织。不问自己为何贪欲日增，却轻描淡写地“悔青肠子”。如此这般忏悔太过廉价，极具迷惑性，也缺乏真正的警示意义。

不过，倪发科的忏悔也确实是一种提醒，即对于涉腐官员应该早动手、早处理，防止官员被带病提拔，也防止他们由蚁贪变为硕鼠。权威调查显示，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达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如果对官员腐败零容忍，制度反腐再有力一些，贪官的潜伏期就会短一些，所谓的带病提拔也会少一些。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要结合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日前，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并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报告纪律，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要处理。如果这些措施真正发威，倪发科恐难获得带病提拔，也不会“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才落马吧。(王石川)

倪发科的“抱怨”令人深思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值得玩味的是，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1月7日《京华时报》）

“玉石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和对收藏价值的期盼。”倪发科不仅钟情于玉石，似乎也深谙其收藏之道。也正因如此，有些人说他是玩玉丧“智”的“雅贪”。可从他的自述看来，其收受玉石、字画，是为“给后代留些有价值、有文化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和财富”。说到底，还是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腐”窠臼。

而接受调查时“怪组织没早处理”的他，更是没玩出什么出人意料的新花样。因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后怨组织、怨情妇、怨亲朋的“前人”何其多！因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人志在忏悔时，抱怨纪委、检察院没有及时提醒自己，以致其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福建省建阳市委原副书记李兵，也曾感叹“送钱时信誓旦旦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这些人怨天怨他，其实最该怨的就是自己。对周遭环境的“抱怨”，不过是这些贪官们的巧言之辩。 木必先腐而后生虫。若不是抵御贪婪的思想防线最先溃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哪有钻进来的缝？倪发科的落马，并非玉之过，实为欲之祸。痴迷玉石，和贪恋女色、敛聚钱财一样，归根结底都是私欲在作怪。这私欲里夹杂了纸醉金迷的物欲，也有弄权的快感。或许，那些潜伏在贪腐泥淖里的“苍蝇”和“老虎”都该听听“倪发科”式的抱怨，他们需从中得知的是，将自己从贪污受贿中解救出来，躬身自省才是要义，将过失之责推给组织、推给其他人，全然不是减轻罪孽的途径。

然而，本不值一辩的此类怨言，却又实实在在地折射了我们所必须正视的监管失察问题。

失察首先源于监管的这张网织得还不够大。有数据表明，贪官亲属共同受贿比例高达81%。“贪内助”越来越多说明，让贪官配偶配合反腐难成现实，而监管之网覆盖官员全部家庭成员却应早日践行。

失察还源于这张网织得不够密。我国刑法规定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但不可否认的是，1万元放在现在，别说“使鬼推磨”，就连让你想求其办事的贪官见你一面都难。可往往巨贪落马后，牵连的行贿者多为大鱼，鲜有虾米。惩处过松，显然无助于形成“行贿者不敢送”的社会氛围。

失察更源于这张网不够硬。多年来，安徽六安的退休官员和商人坚持不懈地对倪发科进行举报，倪却直到去年5月才“出事”。曾有倪发科的旧同僚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爆料称：“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是保不住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贪官不可能一个人单打独斗，其背后总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利益共同体。监管在巨大的保护伞前呈现疲软，贪官们犯罪的态势才会愈加猖獗。一棵躯干腐坏的树，若只拦腰砍下，而不连根拔起，过不了多久，又会发新芽，继而滋生新的腐败。因此，监管理当迎着裙带关系的阻力，揪出企图保住倪发科的“有关方面”，绝不手软。（罗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