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沪昆高速昌樟段大雨滂沱，一辆疾驰的小货车因刹车不及，将一名在高速路上行走的女子撞倒。此时，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从江西宜春调研结束后驱车赶回南昌，遂下车施救。这一幕经报道后引起不少热议，总的来说舆论有赞有弹。有人认为，官员见义勇为，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救人是公民的义务和本能，如果一个学生不迟到、不早退、上课不说话、能完成老师的作业，就树立为典型大加宣传，那优秀的底线退到了什么地步？

不得不承认，在如今这个社会，道德行为或正义行为常常会变成一件极具“风险”的行为，因此在助人为乐之前，人们总要掂量掂量行善的成本。一周前的一项调查显示，77.9%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如果说“好人难当”、“好事难做”曾是国人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心理感觉，那么，媒体的调查数据无疑印证了人们的担忧。笔者不以为媒体报道厅长救人事件有啥不妥，将其与优秀底线倒退相提并论颇有诛心的味道。平心而论，当时如果不是厅长下车施救，受伤者是不是能有今日之良好状况，恐怕谁都不好讲；再退一步讲，如果厅长见状却依旧驾车扬长而去，也许没有人能指责其一二不是，因为根本无人知晓。

如今行善的氛围不好，自然应该转变行善思维、塑造行善环境，而其中又应该以重塑官员道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官员不行善，便称官员没有履行特殊责任，官员行善，则言这是底线的倒退，加以冷嘲热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行善环境更难有大的改善。要说中国社会的治理特色，“吏治则国治”恐怕是最大的特色之一。历史经验证明，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同理，如果说我们在迈向现代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道德和价值迷茫或混乱的现象，那么根子还在于一些人“官德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连官员都尚且对行善畏畏缩缩或者斤斤计较，民众该如何上行下效？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龙潭村发生的森林火灾，尽管已经扑灭1个多月了，但在草街街道办，一场围绕“干部扑火一天补贴700元”的“大火”至今仍在“燃烧”。因为违规发放救火补贴，草街街道办书记、主任被免职，但仍以副书记、副主任身份继续主持工作。这引发群众不解，这位书记、主任到底是被处理了还是没被处理呢？在这件事里，甚至谈不上行善不行善的问题，发生火灾，公职人员本应汲取教训，而救火也算得上是分内之事，岂料还平白无故多了一笔叫“救火补贴”的奖金，成了“论功行赏”。反过头来看，所谓厅长救人是优秀底线的倒退，是不是无中生有了？公职人员应该时刻谨记自己的榜样责任，不论是正面的抑或反面的，这恐怕是上述两件事对公职人员最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