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河南省西平县委书记王廷军以受贿罪入狱后的悔过书上认识到：“给我送钱的人所谓的‘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人志在忏悔时，抱怨纪委、检察院当初没有提醒自己，以致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福建省建阳市委副书记李兵，被判决后的“肺腑之言”，也是抱怨那些“靠不住”、“埋地雷”的哥们。犯贪官“后悔症”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可入狱贪官们的怨言却是大有差异，就来看看贪官现形后最后悔什么?

　　字字泣血的悔过书：忏悔还是狡辩?

纪委没提醒

建国以来甘肃省内受贿数额最大的案件，甘肃省窑煤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因犯受贿罪等被法院一审判处死缓时，抱怨说：“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

行贿者的承诺不靠谱

2010年，河南省西平县委书记(副厅级)王廷军以受贿罪一审获刑14年，他在悔过书中写到：“当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我双手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给我送钱的人所谓的‘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领导教诲听不进

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原副局长(副厅级))王辉雄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王辉雄在忏悔书中表示“把任前廉政谈话当成了耳旁风”，并说“现在想起领导的谆谆教诲，我真是后悔死了，如果当初我稍微把领导的话牢记心中，并以此为训诫，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此外，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其在“双规”期间写的检讨书中悔恨不已，他写道：“我到现在才深刻明白，薄熙来书记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一席话的含义，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仕途太顺利

2008年，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谢明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我的成长经历特殊，较年轻起就担任比较高的职务，仕途太顺使得我得意忘形，逐步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个性、霸道的作风和张扬自我的恶习，最终得意忘形，迷失自我，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

　　个人的悲哀 制度的悲哀

财务审计制度太宽松

2004年，原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乔本平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执行死刑，其在死前总结自己犯罪原因时说，如果当时财务审计和管理能严格一些，领导能监督严格一些，如果上级能及时提醒自己哪些做错了，哪些不应该做，可能自己就不会出事了。乔本平在自白书中写道：“现在想想，我的犯罪手法很拙劣，简直是在明抢国家财产……我一看事情办得这样容易，胆子越来越大……”

手中权力太大

2004年，甘肃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郑卫民因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判刑，在庭审最后陈述中，他哽咽着进行了一番触及灵魂的忏悔：“我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权力观，没有管好用好手中的权力，随着职位的上升，手中权力的增大，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慢慢侵蚀，当领导干部15年，不论当处长还是当副厅长，手中都掌握着很大的审核权、项目审批权。由于权力观念的偏差，加上制度中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过大，没有有效地制约和监督，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我的犯罪行为。”

平时放松了学习

2006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党委书记(正处级)孙诗君，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在忏悔中哭诉：“手中有了一点权力之后，便经不住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耐不住寂寞，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当了镇长后，我忙于各种应酬，对学习不重视，即便是学也是应付，是假学习。学习只是对下属强调，好像与自己无关，结果思想境界越来越低。”2010年，闻名全国的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在追悔自己的罪行时，首先讲的是“学习不够”。

组织多年不提拔

2010年，闻名全国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他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没有管好身边人

2007年，安徽省铜陵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吴广春，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案发后吴广春追悔莫及：“我不仅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管好我的家属……有90%的钱物是他人托我的爱人转送的，我最亲的人一步一步地把我送上了法庭。”放纵亲人同作孽，罪有应得。

舆论监督不给力

江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代表胡长清因贪污受贿，且数额特别巨大，于2000年被依法执行死刑。其在东窗事发后“剑指”媒体：“假若江西的新闻媒体敢于监督我这位省委常委，我有点绯闻，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后悔就不该当官

原哈尔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朱胜文因黑龙江反腐大案——“国贸城案”，于1998年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2003年监狱中自杀身亡。其在忏悔中表示：“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出来做官。官场没有游戏规则，若能退回20年前，我宁愿在学校里教书。至少，做学问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万金油式的忏悔语录

交友太随便

号称“三玩市长”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狱中忏悔时称：“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人对吃喝玩乐很在行，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犯罪的胆子越来越大，贪恋金钱女色，贪图玩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可谓是“贪自朋友，毁自朋友”，对自己择友不慎后悔不已。

2007年，浙江省交通厅长赵詹奇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悔过书中总结一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是：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我就是被这些所谓的朋友套牢的”。

2008年，云南省个旧市原常务副市长王建国因受贿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建国在“悔过书”中写道：“在我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交友不慎。”

2008年，原贵州六盘水市委常委、钟山区委书记张选进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因受贿罪一审获刑11年，他在悔过书中忏悔“交友不慎”是自己走向犯罪的直接原因。

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因受贿一审获刑12年。在悔过材料中，许满刚痛陈自己“交友不慎”。

下属太盲从

2009年，吉林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副厅级)张兴波以贪污罪、受贿罪被终审判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在忏悔中感触：“企业的一把手权力太大，而企业内部又缺乏制约意识和制约机制。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使我的犯罪行为畅通无阻”、“不论是业务主管人员还是财务主管人员，对一把手的服从已经到了盲从的地步”。

法制观念太淡薄

2009年，浙江省临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原局长、临海市作家理事会副主席程凌征，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称为“反贪作家”的他痛哭忏悔：“法制观念淡薄是我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所在。当自己一步一步走上犯罪道路时，我还没有一点知觉，没有一点警醒，没有觉得这是大问题。犯了罪还糊里糊涂，直到被查处，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假如过去能懂得些刑法，了解受贿的法律后果，我也许会在诱惑面前、金钱面前、友情面前自律、自省，不去触犯。”

　　忏悔总在锒铛入狱之后

平日里风光无限的领导干部总是在贪污受贿、锒铛入狱后，痛哭流涕，后悔万分。每看到此，总是不由激愤和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种后悔不带有任何事发前的主动性。只是事发后由于面临着严厉的惩罚，畏惧才开始占了上风，他们这才为过去所为感到后怕和反悔。

权力就像一个魔咒，如果仍是大权在握，他们不会有忏悔书中半字半句的幡然醒悟。只有真正被戴上了手铐，贪官们才像一个被施了魔咒的人从咒语中清醒过来一样，恢复良知，然而却为时已晚。